中西悲剧作品审美差异世界。杜丽娘因情而亡，又因情还魂，与梦中情郎终成眷属，在追求爱情过程中所遭遇的梦境的美好、冥界的温情，与现实的森严、冷酷，形成了强烈反差，从这个意义上讲，《牡丹亭》可算是一出悲剧性的悲喜剧。
悲剧人物的结局到底应该是“大团圆”还是“大毁灭”，这是众多质疑中国古代是否有悲剧的重要根源。西方悲剧为什么选择毁灭作为人物的结局而中国悲剧呈现出大团圆的场面?
一般认为，中国古典戏曲的人物塑造多是“迹象的刻画”，强调通过情境交融来展示剧中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西方古典戏剧塑造人物则往往是“适合人世的普遍经验”，强调人物的行动性，突出戏剧冲突以塑造典型形象。存在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中国古典戏曲遵循的是写意的戏剧观和“意境”的创作原则，而西方沿袭的则是写实的戏剧观和典型化的创作过程。这种不同自然有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缘由。《牡丹亭》是“由境到人”，长于心理描写，《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由人到境”，长于情感抒发。《牡丹亭》中“‘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人性、人情令人震撼”， 汤显祖透过《牡丹亭》所体现出来的浪漫主义情怀具有一种普世的意义和价值。他遵循的是“破除生活幻觉”的写意戏剧观，着重情感和意念的抒发，强调戏剧的假定性，认为戏剧是对生活的虚拟，而不是模仿，追求一种超越生活内在本质形态之上的更本质的“情真”和“神似”以及一种更高的情态意境之美，正如汤显祖所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显然，汤显祖的《牡丹亭》是要变“有法之天下”为“有情之天下”。相比之下，《罗密欧与朱丽叶》则遵循情感的自由表达是艺术创作的唯一规律，属于“造成生活幻景”的写实戏剧观，即戏剧模仿生活，在深入揭示生活内在本质真实的前提下，极力掩盖剧场的假定性，追求生活外部形态的逼真与酷似，产生以假乱真的迷惑，使观众失去剧场意识，忘记自己是在看戏，误信演出就是剧场外发生的真实生活。如果我们联系中西绘画的差别，就能理解这种不同缘于中西方审美的差异，即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写意性”与西洋油画的“写实性”，戏剧也不例外。西方悲剧强调崇高感，这种人类肉体毁灭而精神永驻更能引起人们心目中的崇高感。尼采认为，悲剧艺术依赖日神外观来体现酒神精神，象征着建立在个体毁灭之上的生命的永恒，也就是“在直面人生。自的痛苦和虚无的同时，根植对生命的爱”古希腊始，西方民众形成了直面痛苦和灭亡的审美心理。
而在中国，不论是道家的“天人合一”、儒家的“中和之美”，还是佛家的“因果报应”，在客观上都要求中国悲剧的结局必须是大团圆。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审美心理和期待视野，使广大民众不能忍受悲剧主人公含冤而死。中国民众喜欢在大悲之后有大喜，然后高高兴兴地离开剧院。悲剧主人公的自身命运越悲惨，忍受的能力越坚韧，眼下境况越险恶，对未来希望也就越大; 如果未来充满希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时来运转，民众的这种心理可能是长期伦理道德禁锢下的反应。在封建统治下，老百姓不得不忍耐，再忍耐，只有对未来仍旧充满希望，才会支撑他们生存的勇气，作为艺术，势必要满足群众的期待视野。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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