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悲剧作品审美差异(二)

剧中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的救孤行为既成全了“父仇子报”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更成就了自己的舍身成仁。其中程婴的救孤行为虽不乏对于赵氏知遇之恩的报答，但总的说来与剧中的其他正面人物所付出牺牲的原因是相同的，都是正义感的驱使。《赵氏孤儿》又名《八义图》，的确“义”是剧中悲剧人物的思想核心，是他们的内趋力。像义放程婴而自刎的韩厥将军，撞阶而死的公孙杵臼和舍子救孤的草泽医生程婴等等，他们身上都洋溢着一股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

在我国古代，义一直被中国人最为珍视。儒家思想就是以义为本，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身而取义”。中国古典悲剧中也一直以塑造道德完人为主这其实体现了一个庞大的封建宗法社会为了维系自己的长治久安所需要的克己复礼的精神。因此《赵氏孤儿》中不需要程婴等人奋起反抗，只要他们能隐忍，可以牺牲就够了，他们只被要求思想上的复仇，而行动上要节制。“为父报仇”是他们的间接性复仇。通过救孤达到救众生，以舍己抚孤报私恩达到报君王报天下的目的。他们完全是按照传统道德的准则来行动，他们的复仇也是合乎中国式的复仇的。

所以《赵氏孤儿》的复仇暗含了中国的孝义之道。这个悲剧的精华不在于复仇的残酷，而在于它展示了复仇之中的义举的震撼人心。

《哈姆雷特》作品在一开始就向哈姆雷特昭示了谋杀的阴谋，此时复仇就成了一种不可推卸的重担降临在哈姆雷特身上。但是哈姆雷特此时还没有确定复仇，他甚至还在怀疑复仇的真实性，他猜测着幽灵也许是魔鬼的化身，“借着一个美好的形状出现”，“要把我引诱到沉沦的路上”。他表示要得到一些比这更切实的证据，于是才设计了戏中戏。此时哈姆雷特作为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青年，对于鬼魂的怀疑而造成前期的复仇延宕，情有可缘。在其后复仇仍一再延宕，这是因为作为人文主义的先进分子，哈姆雷特的视野比一般人更开阔，胸怀也更博大，道德和理想也为美好，所以当他通过自己父母的不幸遭遇和自身所受打击，他像找到一面镜子一样从中看到他的家庭和国家乃至全人类普遍存在的不幸，领悟到了悲剧不是一家或几个人的事，而是社会性的，所以他在听鬼魂的悲惨故事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哈姆雷特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思想认识得到了质的飞跃，由一家的不幸联想到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不幸，联想到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不幸。他对罗森格兰兹等人说：“丹麦是一所牢笼”，世界也是“一所很大的牢笼”。他进而思考到其他许多有关人民的苦难、政治腐败、社会的不公道等等问题，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思想升华到这一高度，责任感强化到这一程度，私仇就自然让位给更为重要的事业，也就是重整乾坤。根本问题的解决，父亲的仇自然得报，否则，即使杀死克劳迪斯也无济于事。

这种转变不仅深化了哈姆雷特的伟大形象，也使这个悲剧跳出复仇剧的旧框子，可以说《哈姆雷特》中的复仇充满了人文主义意识。

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戒荒唐》中言：“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既让大胆的幻想在自然王国中翱翔，又把自然导入超越现实界限的幻想领域。莎剧中的众多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尤其是主要脚色，人各一面，鲜明突出，以不可重复的样式独立存在。正如黑格尔所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以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为例，既有柔情似水的少女，天真无邪的公主，也有机智聪颖的女法官， 放荡淫乱的贵妇以及阴险凶残的妖巫等。但是，她们的个性和特点却毫无雷同。莎士比亚在塑造人物，突出人物个性的同时，极力为他们注入思想的血液，溶进时代的精神，使其上升为具有认知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典型形象。如哈姆雷特最终成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典型，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则闪耀着反对封建家长制，争取爱情自由的人文主义理想的夺目光彩。

对于包括《牡丹亭》在内的“四梦”的浪漫主义来说，汤显祖以“情”抗“理”，主要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控诉，并将理想寄托于理想化的虚幻世界。杜丽娘追求爱情自由，只能通过梦境和鬼魂的行动来实现，在内容和表现手段上，人生而可以死，死而可以生，杜丽娘为情而死，她对爱情真挚，但二者的呈现方式却有所不同。而朱丽叶也深情表白：“我的慷慨像海一样浩渺，我的爱情也像海一样深沉；我给你的越多，我自己也越是富有。”浪漫主义在文学中的具体作用应该是“要求想象力的解放和作家创作上的自由，要求主观的感情色彩和生动的现实印象，要求作家从封建领主的保护下走向独立自主的创作性，摆脱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束缚和由于盲目缅怀中世纪给自己套上的枷锁”。莎士比亚在重视真实的基础上，并没有被束缚住艺术的想象。反映真实是戏剧的目的，而想象则是戏剧诗人在实现这一目的过程中所要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和创作秘诀，因为它可以创造出一种艺术所需要的“真实”。《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对爱情的处理，显示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在浪漫主义精神表现上的差异以及对“爱”的具体表现方式的不同处理，即“一个是从精神到肉体，一个是从肉体到精神”。 

《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人公都是光彩照人的女性叛逆形象：杜丽娘与朱丽叶都出身于名门望族，都是自由幸福的追求者，都是争取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封建叛逆者，都为爱而殉情。但是她们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明显。生长在封建深闺的杜丽娘，受的是封建正统教育，父母盼望她长成“知书达礼”的“贤淑”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