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微观干预措施的频繁使用进一步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导致经济增长复苏乏力。市场准入限制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始终是制约大多数民营企业发展的两大瓶颈,其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以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会进一步制约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比如,产业政策在治理产能过剩时常见的举措是以产能规模来决定企业是否退出,这使得生产效率更高但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往往成为被淘汰的对象。金融抑制政策则使信贷资源更多地流向国企与地方政府,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断加重。由于民营企业占据了六成以上的中国经济总量,微观干预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降低宏观调控的效率。
2.宽泛化的宏观调控目标下公众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从而降低了调控效率
不同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将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作为主要调控目标,过去十年中国宏观调控目标一直延续宽泛化特点,不仅将“稳增长”、“防通胀”和“调结构”作为核心目标,而且还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灵活地扩充目标。比如,新常态下将“惠民生”、“促改革”、“防风险”等加入目标体系之中。
直观上,宽泛化的调控目标会给予政策制定者更大的相机抉择空间,使其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而制定最优政策。但实际上,宽泛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左右摇摆会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难以达到预设目标。这是因为,公众是根据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决定当前的行为决策,因而使公众形成稳定预期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在宽泛目标下,当公众察觉到政策目标会不断变化时,就会对政策缺乏信任,行为决策往往会有悖于政策实施的意图。这突出表现为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期间,美联储在稳定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胀这两个目标之间反复摇摆,导致反通胀政策不被公众信任,反而加大了通胀水平的上升幅度。
3.货币政策处于从属地位,弱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
第一,由于要配合财政政策的积极支出,货币政策需更加侧重于控制信贷规模等数量型工具,从而阻碍了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转变的步伐。但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与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均在持续减弱,使得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效率不断下降。因此,货币政策为了配合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而牺牲了自身对经济的逆周期调节能力。
第二,由于央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货币政策难以进行有效的预期管理,进一步降低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预期管理通过改变市场进行预期时所依赖的信息集而引导公众预期向政策目标靠拢,能够有效地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郭豫媚等的研究表明,预期管理可以将当前中国货币政策效率提高40%左右。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但是货币政策因处于从属地位而始终保持稳健定位,即使进行了多次降息降准操作,调控力度也始终不足。这突出表现为在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2011—2015年间实际贷款利率却上升了2.3个百分点,由此加大了企业投资成本与偿债压力,进而导致企业生产意愿低迷,加重了经济下行趋势。
二、当前宏观政策对我国经济结构影响现状
(一)我国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综合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既有助于稳增长,又尽可能避免刺激经济的最好政策,就是实施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一方面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能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推进结构调整,对扩大内需也将有很好作用。”高培勇表示,明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不管出于宏观调控的目的,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考虑,都必须瞄准“内需”这个新的经济发展引擎。
(二)中国经济发展要有新的突破,立足内需
在当前,这也是一个能够达成共识的政策操作。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定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围绕结构性减税,目前中国已经推出了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从目前试点经验看,“营改增”已经具备继续推而广之的基础,相信这一试点在明年还会在区域和行业间扩大。从这一角度,中国已经踏上了大规模推行结构性减税的道路
(三)从财政政策看,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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