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作为八十年代正当时令的作家,他密切关注现实,将他的人物置于残忍,无情,黑暗和肮脏的现实中,记录他们的成长过程,直击他们的心灵,突出现实中存在的丑恶一面。他用冷酷地声色来记述发生在人物身上的残酷、神经质以及外表强悍下掩盖的怯懦之心,是对丑与恶的全面揭示,是对梦魇般现实的全面展示。他笔下所描绘的世界是男性的,在较为平静的叙述中展现那个世界里发生的所有:复仇、斗争、凶残、死亡及鲜血,无数人蜂拥,砍刀四挥,脑袋分裂,声音哀号着,白骨惨叫着,“鲜血如阳光般四射”①。在余华的其他作品中,这种饱含心理和生理刺激、充满血腥的场面描写比比皆是。可能是因为余华的童年及少年时代是在“文革”中过渡的,所以在其作品中全面揭示了现实社会中人性的丑与恶,作品中的人物大都处于苦难、绝望之中。他用反叛的思想意识审视着传统文化,勇于颠覆和直面怀疑传统的思维定式及文化形式,常常以死亡为创作重心,体味生命的极限,关注艰辛、苦难的生活。
余华描绘的“看客”主要集中于文革时期,作为“看客”这类人物的延续形象,有着以往人物身上的显著特征,同时也发生了新变:这里的“看客”已不再是一个单会麻木、冷漠围观的形象,从某种层面来说这些“看客”还略带聪明、油滑和精明。这时期的人物大多是暴力和欲望的统治者或囚徒,有些甚至充满嗜血性,他们全面、形象地展现了人性恶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他们在现实及无可奈何的命运面前也表现出无力挣脱、随波逐流的挫败感。
三、“看客”形象及其流变的文学史意义
在中国现当代作品中出现的一系列的“看客”人物形象,对现当代中国文学人物画廊具有一定的贡献。通过对这类人物形象的分析,可发掘 20 世纪乃至今日的知识分子的创作心路发及其展轨迹,追寻不同时代背后隐藏的记忆,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作家创作及作品形象所产生的影响。本部分首先会从群体到个体、符号到思想俱全两方面来分析“看客”形象的流变,接着分别探讨“看客”形象及其流变的文学史意义。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看客”形象的嬗变
在现代作家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看客”大多就是以群体形式出现,他们易于接受来自他人的定论和判断,没有自我判断能力,群体的影响力量随之日益膨胀,生活中的“看客”群体也就越来越多。透过这些“看客”群体,不难发现群体在围观事件背后所隐含的特征:首先,群体具有责任扩散作用,因此“看客”个体敢于自觉组成团体展开围观活动。责任扩散,主要是说在集体或是群体语境下,“看客”个体身上所肩负的责任小于集体所负的责任,而且若这个群体越庞大,那么群体内每个成员身上的责任就越小,甚至个体在这个群体里几乎不负任何后果与责任。而且在中心事件发生后,“看客”个体可以将事件后果及其责任进行转移。
当代作家笔下的“看客”就较为灵活,或是个体或是群体,都可展开围观行为。新时期的作家在创作小说主体时,会将书写各种普通个体的感受,淡化个体命运所肩负的意识形态,将个体还原为独立、普通的存在人。并且从前那种以丧失个体为代价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个体的努力得到了肯定,个人的价值也得到了肯定。当代作家笔下的“看客”个体形象突出且具有独立性,虽然会有“看客”群体为背景,但个体在群体内具有显著的特征。“看客”群体或某个体的存在是社会的、具体的,这个形象的存在既要有依存的社会条件,也要有衬托的群体,更要有鲜明的个体,不能脱离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来论述这个形象。从“看客”群体逐渐发展为个体与群体兼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也是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更是社会历史迅速进步的必然趋势。同时,“看客”个体与“看客”群体之间是一种互相联系、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现当代作家作品中都有一定明显的体现。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看客”形象及其流变的文学史意义
1.“看客”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对于“看客”形象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书写意义,笔者主要从人类学和历史文化层面两个维度出发思考与努力的。概而言之,从人类学层面来看,“看客”人物主要来自于乡土中国,且非常具有地域色彩,有着地域独特性,但它从未脱离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来看,具有地域色彩的“看客”形象身上较多承袭了原始、愚昧、落后的特征,在他们身上普遍存在着相似的价值取向、相似的生存模式、相似的话语体系。这些地域文化中潜藏着阻碍走向现代化的影响因素,而这一阻碍因素产生的背后缘由——不良的思想观念及其指导下的生存状态,同时不良思想观念又从个体生存状态中形成。
2.“看客”形象流变的文学史意义
“看客”形象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具有延续性的人物形象系列,是每个作家在现实记忆的基础上作出的较为深刻的诠释与展现,在不同创作主体、不同文学语境等因素影响下也有着不同的文学意义。在“看客”身上,读者可看到不同背景、不同时代的精神状态与社会特征是怎样成为作家所投射的重点,这些影响又反作用在作家的情感和想象层面。本部分笔者拟结合“看客”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流变过程与作家创作“看客”形象的心路历程两个方面来揭示“看客”形象流变的文学史意义。
现代作家受“五四”文化启蒙的影响较大,他们以重建或改造中国社会为已任,试图通过先改造中国文化后重塑国民性,并且将实现人的价值作为这一努力的最终目标。由此,便在西方启蒙意识指导下开启重振民族的创作之路,鲁迅及左翼乡土作家群顺着“五四”开启的文学发展方向,沿用着“人的文学”的创作思想,在作品中显示“启蒙意蕴”。用俯视视角,以“看客”这个烙印着民族传统特性的人物形象系列为切入点,对国民劣根性展开深刻揭露,借助于对“看客”形象的批判和反思,以促使民众从中得到深远的启示。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目睹了以看客形象为代表的国人劣根性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从而将提倡个性解放、突破传统封建束缚、改变民众“看客”心态,视为自己新的创作指向。现代作家如此关注国民命运,一方面是试图通过这类形象的呈现来完成对人们当前生活现状的揭示,期盼人能够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通过书写“看客”,让民众意识到先驱者、革命者为改变社会环境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力图使“看客”式人物能够进行自我反思。他们明确指出当前国民劣根性是什么,以引起国民在精神层面实施自救。左翼乡土作家延续了鲁迅国民性批判传统,将目标锁定于自己熟悉的乡土,揭露乡民、邻里之间真实的人际相处境遇。作为湘西代言人的沈从文,书写的大多是和谐美好的湘西边城与村落,但他仍将湘西人民的劣根性飘洒在哲理性与优美性相结合的字里行间。现代作家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及启蒙思想投射在“看客”人物身上,将自身对于这类形象沉重的爱与恨、焦急的泪与血、浓郁的悲与痛集中展示出来,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对于沉闷的社会现实、人精神世界荒凉的时代思考,是作家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的集中体现。
四、结语
“看”是一种生理本能行为,更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同时也是人们把握世界、认识世界的最基本方式,在个人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有了“看”这一行为,不良“看客”就会随之产生,探析“看客”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流变及其意义是本篇论文的重点。 鲁迅、萧红、沈从文、莫言、余华等现当代作家在其作品中深刻、细致地描绘了“看客”形象,展示出这一形象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笔者通过系统地梳理,总结得出:现代作家笔下的“看客”形象较为单薄,表情和行为单一,心理活动简单;而当代作家笔下的“看客”形象就显得比较全面,人物形象鲜明,心理活动复杂,表情多变,性格特征更加丰富。“看客”形象在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各方面发展越来越丰富、全面、复杂,作为病态人物形象的代表之一——“看客”或许是背景式人物同时也可能是被忽略的潜在的社会暴力之徒,对他人的痛苦有着推波助澜的效应。日常生活及生存伦理影响着“看客”人物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同样“看客”也利用日常生活来表现自我存在感,在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中表现人性的善恶。“看客”形象的流变与作家的创作心路息息相关,结合这一形象的流变历程与作家的创作心路,可揭示出作家在人物创作中越来越彰显人性,体现人文关怀。即便在今日,这类形象也并未淡出大众视线,它在长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变为个体生存的一种潜在本能。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社会中加强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从小培养个体明辨是非的能力、分析批判的辩证思维能力等,提高道德教育水平,从源头杜绝不良习性的养成。综上所述,笔者研究“看客”这一形象,也希望通过对这类人物的分析,为社会文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鲁迅.彷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萧红.萧红文学精品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
[3] 格非.戒指花(短篇小说集)[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
[4] 格非.春尽江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5] 格非.欲望的旗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6] 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7] 莫言.说吧莫言[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
[8] 余华.兄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9] 余华.黄昏里的男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10]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1] 陈力君.代言与立言:新时期启蒙话语的嬗变[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2] 王统照.王统照精品选[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13] 蹇先艾.蹇先艾短篇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 刘庆邦.幸福票(刘庆邦短篇小说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16.
[15] 刘庆邦.黄泥地[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16] 刘庆邦.卧底[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
[17] (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译.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8] 吴玉杰.历史转型与中国当代文学思想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9] 李志瑾.从呼兰河传看萧红对国民性批判的继承[J].文艺理论与批判,2014(04):13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