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形的出现，是以作为核心的儒学架构起来的社会体系所决定的，这种体系以儒家文化的要义和精髓作为自身的整体价值取向，并以此作为规范社会各个层面的基本方式。
当这种文化至上主义形成后，单一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的族群划分中同样发挥着根本效力。正是因为这种族群划分方式的单一性，使中国失去“他者”和“自我”的参照”。“自我”是以“他者”为镜像的一种映射，不同的他者就会塑造出不同的自我。如果对“他者”不在意，那么也就不会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在意外面“夷狄”具体该怎样去称谓，也不在意外面的“夷狄”怎样称呼自己。正如一些传教士认为的那样：“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国人给他们的国度起过的各样名称，而且他们也完全没有觉察这些国家的存在。”而且“毫不奇怪的是，中国从不在意，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称呼。”这种“无他”的意识，最终导致“无我”局面的形成。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习惯于在族群与国家的划分中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进行，那就是非“夏”即“夷”。古代中国在体认自我的时候往往是“透过朝贡体系的同心圆结构，以四周的“夷狄”来映射自我，映射出来的自然都是一幅高高在上的影像。
在朝贡体系或者华夷体系中，体系结构呈现为以中国为中心辐射展开的同心圆形态，中国不仅是体系的中心，而且是独一无二、不能与其他单位并列的。而以主权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结构，呈现为平行并列形态。”
这种单一的族群意识，不仅使人们思维中只有“夷”和“夏”两种群体观念，而且也形成根深蒂固的天朝中心观，也正是这种天朝中心观念模糊了国家、
天下、二者间的界限，使之混为一谈。
在古代中国，人们习惯于将文化的异同作为族群划分的重要依据，同文即近乎同种。再加上每个朝代的统治阶级，几乎全部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天下的根据，因此这些统治者们又成为儒家文化在中国的最高代表。而以他们为首的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也由此被国人奉为文化正统。长此以往，人们思想中国家、族群与朝廷的区别也消失了。这样一来，人们心中就只有“天下”、“王朝”、“君主”意识，而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具体的国家群体观念。到了近代，面对蜂拥而来的西方各国，中国社会开始从天朝至上的同心圆结构坠落到一个民族林立的
全新体制中。在强大的各国列强前，中国社会开始认识到原来“天下”并不属于中国，而中国却属于“天下”，而且是“天下”中比较落后的一个国家。中国人也开始知道了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等一大批西方国家的存在，逐渐这些国家名字及其所代表的含义开始在中国社会意识中变得清晰有别。在这种对“他者”的辨别吸收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心理潜移默化的完成了对“自我”的体认。
正如梁启超所说：“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使世界而仅有一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与身相并而有我身，家与家相接而有我家，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他们在将世界格局比附为中国春秋战国状态的同时，显然已经将中国及其他国家置于一种平等的地位。维新人士周传德认为：“故以今日例春秋，中国犹晋也，俄犹秦也，英犹楚也，法、德犹吴、越也。”
周氏这种具有平等意识的国家观念，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近代民族意识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代表，这种新型的民族平等意识已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同心圆结构的天下意识，也有别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夏尊夷卑之观念。尽管他们以春秋战国之情形比附当今之形势在我们今天看来并不可取，但在这种比附中确实亦产生了传统民族意识所不能包容的新观念。
在近代士大夫的言论及着作中都不止一次的对中国加以体认。如在王韬、项藻馨、郑观应、陈炽等人的文章及文集中，“中国”一词不断重复出现。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本身就是进行自我体认的一种方式，尽管“中国”一词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在这里，却有着全新的内涵。“中国”已经从古代的地理名词转变为近代的政治名词，这种转变是自我体认意识的现实反映，这实质上即是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滥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