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围城》的语言艺术(二)

钱先生通过细心观察和巧妙构思，和化用中外的成语隽语一样，常将比喻化用出新意。《围城》里写唐晓芙的美貌动人，有这样一句话：“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是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情愿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他的牙刷。”我们读《管锥编》论陶渊明《闲情赋》一节，便知道“愿在衣而为领”，“愿在丝而为履”云云，的确是古今中外诗人常用的套语。①[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第1222—1224页。]《围城》这句话化用陶渊明此赋和别的诗人的作品，化用出了新意。但牙刷是否雅到可能入诗，颇值得怀疑，于是“化作她的牙刷”又带上了一点点幽默甚至讽刺的意味，而这正是一点新意，是符合全书情调的调皮的意味。

二、文字的机趣与严肃的内容相融合

钱先生说“修辞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②[②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二册，第461页。]我虽不能充分领略钱先生之文字游戏三昧，细读《围城》，倒也不难看出其修辞机趣的是处皆是。《围城》所体现的正是“文字游戏”的“机趣”与严肃重大内容的水乳交融，表现出来的正是钱先生学者式的幽默讽刺，文章的喜剧色彩表现的却是悲剧效果，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表现的正是钱钟书的“愤世嫉俗”。有人说过“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我觉的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 

三、能轻车熟驾地运典隶事

《围城》运典隶事之繁博，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运典隶事属“类比推理”，即所谓“古事比”。文学之“隶事运典”，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或“明理征义”（为了同样的目的），或“断章取义”（为了不同的目的）。两类用典，或“明”或“暗”，或简或繁。还有超乎这两类的“化典造境”，这是《围城》的重头戏。

本例是典型的类比推理，原典在这决不可少，在类比推理中又包含比喻，作者用赶驴人、驴子、和胡萝卜的相互关系比喻“上司驾驭下属”，写尽了赶驴人和上司的奸诈以及驴子和下属的愚笨，并由此推及现实世界“一切机关”“全用这种技巧”表达了作者尖锐的眼光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再顺势点到校长高松年不续聘方鸿渐却续聘其未婚妻孙柔嘉的“技巧”，又将高松年老奸巨滑的政客手腕揭露无遗，短短一百多字，有形象，有动作，又有意蕴，充分表现了钱钟书先生对生活、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力和捕捉意象、创造意象的杰出艺术才能。窜改原典本义而自出心裁，就是《围城》运典隶事的第二大类：“断章取义”的“推理之譬”。讥讽当时国民政府以Uncle Sam为靠山，靠的只是假山即冰山也。运典隶事最能激发和表现作者创造才华的是“因旧词而别孳新意，遂造境而非徒用典”③[③钱钟书《管锥编》第782页—783页。]。《围城》在这方面的创制，所下的功夫最大，最值得我们深入细致地去体会。

小说第一至三章，着重写方鸿渐与苏文纨的“恋爱”，其中插进赵辛楣、唐晓芙、曹元朗等人，关系微妙、情节复杂，创作意图是“鹅笼境地”或“连锁单相思”。若从苏文纨的立场看，小说的“化典造境”，明显地还有另一端。心里只是快活，没有一个成轮廓的念头。想着两句话：‘天上月圆，人间月半’，不知是旧句，还是自己这时候的灵感。今天是四月半，到八月半不知怎样。”“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既是旧句，又是作家的灵感。（词章家隽句，每本禅人话头。……《五灯会元》卷十六法因禅师云：“天上月圆，人间月半”）④[④钱钟书《谈忆录》第226页。]词章家本禅人话头，所出仅“隽句”而已，而钱先生本禅人话头，则造境而成篇章了。

结 语

当然，语言与内容的关系是合二为一，密不可分的。我们拿起钱先生的著作不愿放下，既因为作者渊博的学问、精到的分析、深遂的思想和丰富的感情，又因为所有这些都从极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的语言中表达出来。没有钱先生这样的天才，就不会有钱先生这样的语言，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钱先生的语言，也无从认识钱先生的天才。但我绝没有能力全面概括他的学问思想，只能是略举几个例子，谈一点学习的收获罢了。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周振甫/冀勤.钱钟书《谈忆录》读本.上海教育出版.1992年8月

[3]王天红.解读《围城》的艺术特色[J];华夏文化论坛;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