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文档 中国古代家庭“多子多福”观的经济学分析(一)

中国古代家庭“多子多福”观的经济学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古代中国农民家庭的生育决策。以父母所在家庭利益最大作为生育的准则，结合生理情况讨论了为什么在近两千年里，中国农民家庭人口的平均规模一直稳定地保持在5—6人的水平。
【关 键 词】预期子女质量  家庭对于子女的平均评价  净产出能力 
 
 人口是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得不面对的课题。它与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学者从社会学和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研究过多的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则尝试从微观经济的层面来考察古代中国(由于自汉代至清末，中国家庭的生活传统和形态没有根本的变化。因此，为了表述方便，暂将这段时期的中国称为“古代中国”。这与历史学上的用法并不一致。)农民家庭的生育决策。
 一．古代中国农民家庭子女数量供求的微观经济分析
 在经济学上，完整地分析一种商品的需求要考虑5个方面：价格，相关产品价格，收入，预期以及偏好。我们同样可以用此来分析家庭对于子女的需求，但应对其做一定的修改。
 价格：这里的价格当然不是指买卖子女的价格，它应当理解为家庭生育子女的“直接成本”。拿经济学来解释家庭生育决策的时候，所考虑的主要的机会成本就是母亲在生育期和哺乳期内放弃的工资和其他工作收入。母亲工资越高，生育子女的“直接成本”也就越高。西方社会白领女性阶层生育孩子的数量明显少于其他收入较低的妇女群体便是一个例子。同样的逻辑可以很好地适用于古代中国农民家庭子女需求的分析中。在古代中国，
 “典型的核心家庭中，妻子则操持家务，如做饭，做针线，喂养家畜和家禽，照顾孩子，或做一些不需要太大体力的园圃劳动，制陶等工作。”[1 薛麦喜 主编，《黄河文化丛书·民俗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P318]1
妇女的产出占家庭总产出的比例很低。而且由于古代中国家庭保健的缺乏，即便是在生育和哺乳期间，妇女还是要尽可能地参与家庭劳务。她们也仍能完成大部分所承担的家务。也就是说，生育子女的低成本给了古代中国家庭多生育的激励。
 相关产品价格：相关产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替代品；二是互补品。如果一种商品的替代品价格越高，而互补品价格越低，那么其需求就越大。
子女的替代品。从经济的角度看，子女的替代品在古代中国主要是牛马等农业挽力。可在过去，
 表1  1930年清苑24村平均每农户所拥有的耕畜    （单位：头）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村民户平均 
牛 0.24 0.23 0.28 0.04 * 0.12 
骡 0.41 0.56 0.08 * — 0.08 
马 0.18 0.15 0.04 0.01 — 0.03 
驴 0.06 0.23 0.17 0.05 — 0.09 
^^文档来源：《社会科学杂志》 第7卷  第1期  P47  1936  ( 注：—为0，*为小于0.05 )
  “农村缺乏畜力的情况相当普遍。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22省153县16676个田场的调查统计，在北方小麦产区，拥有小田场而缺少耕畜的农户占64%，中等田场缺少耕畜的占32%，大田场缺少耕畜的占7%。”
     “南方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许多地区因缺少耕牛，农民不得不用人拉犁，在长江三角洲的无锡，‘礼社全镇所有耕牛，最多时亦只有10余头，迩来农民无力养牛，年有减少，至今已完全绝迹。耕田翻土，全用人力。’” [ 2 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P101]2
 由此可知，在古代中国子女替代品的价格相当高。
2. 子女的互补品。与子女相关的互补品主要是为其提供的衣食住行和教育。洪亮吉在《生计篇》中写到：
 “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
 而“据强汝询估算，‘八口之家，人日廪米四合，率日食四开八合，一岁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依次为标准农民一家男女老幼牵算每人年食米2.16石，老幼人口年均食米1.65石。”
 “食之外，农家衣被材料的支出也不大。农民平均岁用土布5匹左右，或自织，或买于市集。除蔽体御寒外，农家对衣被所求甚低。如直隶望都县‘居民率衣土布，自织自用，只取其蔽体御寒，不求华美。寻常衣服，棉改袼，袼改单，敝而后已，虽褴褛之衣，尤作鞋屦之用，不肯轻于一掷’。”[ 3 徐浩，《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P382]3
在养育子女方面，更是男女有别。一般来讲农民家庭用于养育女子的支出远小于男子。从生理上讲，女性本身的消耗就少于男性，比如饭量。而且女性的生理优势使其生命力比男性更强，也更容易生存下来。最重要因素的是传统对于女性的轻视，一般农民家庭对其关心的程度远小于男性，用于其的花费自然要少很多。在教育方面：
 “虽然大多数农民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但其子弟学期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家庭财力。在生活有最低保障情况下，农家节衣缩食，送子弟接受蒙学教育，但如果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也不具备，尽管成本不高，接受教育也成为一件极奢侈的事情。” [ 4 徐浩，《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P409]4
大部分农民家庭在正规教育上的支出几乎为0。更多地是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而教授的也都是今后做农民，操持家务的技能。通过上面的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在古时养活一个孩子的支出是很低的，特别是省略了现在被人们普遍重视，而且费用很高的子女教育支出的情况下。
综合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相关产品的状况也为古代中国子女数量的增加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收入：对于收入与子女需求的关系，加里·贝克尔在他那本著名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做了精彩的讨论，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加里·贝克尔在讨论生育力时，将子女的数量和质量区分开来：“一个家庭不仅必须决定生育多少子女，而且必须决定用于子女的支出数量——是否提供单独的寝室，入托及上学，是否使他们接受音乐或舞蹈教育，如此等等。我把较为昂贵的子女称为‘高档’子女…”[ 5 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新1版，P212]5而且加里·贝克尔在他所设定的一些假定条件之下，还得出了子女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观察到的数量的价格弹性超过质量的价格弹性，这同我们对观察到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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