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公众对于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决策的认知可以使公众对于参与决策的行动力更为积极。由此，提升公众参与的认知深度，将其主动参与意识融入思维之中，是公共项目决策公众参与的重要关键所在。由此首要是将公众的人格意识进行转变，简而言之就是将公众个体意识向公共意识转变。这种身为“公共人”的公共意识就会将公众由被动者向主动者进行转变，由服从者逐步向主人翁推进，使得公众对于决策具备责任感。在决策中，每一位公众成员都应积极参与，这也是提高决策效率的内在要求。为了将这一目标落实，政府需全面制定出公众参与决策的制度规划，政府首先就得积极地去引导公众，其次积极利用媒体进行宣传教育等手段进行强化公众与国家的思想统一，公众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统一，通过这三个统一使公众认识到个人和社会是分不开的一个集体，唤醒沉睡已久的个人良知，去主动的参与决策中并不在只看重个人利益选择弘扬公共精神。在提高公众关注决策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讨论会、交流会等逐步使公众在沟通中深化主动责任意识，在媒体中也要积极地宣扬主动参与决策的优秀典型，从而为社会大众树立一个正面的价值意识，务必让公众体会到政府是欢迎公众参与决策的态度。

四、对传统的政府治理文化取优去劣

在我国政府传统治理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提出“民贵君轻”，“为政以德”，“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等为民用权、为民谋利、为民系情的德思想，始终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由此，政府在受到这种为民的思想熏陶在项目决策中需积极地倡导公众参与，才能以民思来做为民事。传统文化中还提及有“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强有力的思想激励着我国公众以满腔热血般的激昂的心态投身于决策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总而言之，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很明显，我们更应继续踵事增华，为我国公众参与提供助力。但是，有其精华，也就往往伴随着糟粕，在传统文化中“专制”、“清官”、“官本位”、“致仕”、“臣民”等相关词语，都可以体现出重人治轻法制的社会思想观念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改变，这体现出许多传统文化理念并不会刻板的随着时代变革而发生变化，这种思想会以观念的意识形态传承下来，在思想上约束了我国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封建专制传统较多，民主法制较少。”，它们或多或少对于现今公众参产生负面影响。综上所述，我国对于传统文化应取优去劣。

五、完善我国非政府组织体系建立

完善我国非政府组织相关立法，从法律上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我国关于非政府的相关法律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1998）、《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2000）、《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等，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加大，已有的法律法规已无法满足我国非政府的发展，政府应该加快步伐建立完善的相关立法。加大对于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对于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双重审批制度要放宽要求，降低门槛，提高效率，使非政府组织的成立进行常态化鼓励，并且激励非政府组织参与邻避决策中，再者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信息、设施等要素进行资助，构建良好的运行环境。保持其独立性，我国非政府组织官方干预过多，在邻避决策中存在偏颇政府的倾向，无法对公众参与起到监督作用以及平衡政府公众双方力量。政府应逐步对其放开手脚，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其行为和管理。最后，非政府组织也应提升自身能力水平，选择专业性高，有能力责任的人员参加其中，为决策中关于其专业化的信息可以进行及时的解释和提升公众参与的专业性。

六、结束语

我国在公共项目决策中公众参与上落后于时代进程，在发展初级阶段，全国各地区的情况也不一，无法将公众参与的情况全面的进行分析比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公共项目决策中公众参与已经形成完善的体制，我国公众也将会明确自身权利意识并积极的对政府决策予以关注参与，使公共项目决策更具科学有效，为社会生活生产的稳步发展做出良好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