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年代追溯人格与文格余秋雨(二)
苏州》、《上海人》、《天涯故事》等篇中对中国地域文化丰富性的发现，就有不少独具慧眼之处。《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十万进士》等篇对中国历史阴影的深刻批判，《青云谱随想》、《风雨天一阁》、《千年庭院》、《遥远的绝响》等篇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光辉人格的深刻礼赞，也都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感。
第二，余秋雨的“学者散文”也不同于这些年里十分流行的“学者随笔”。后者是学者的杂感，一般短小精悍，而前者则显得大气磅礴，因此有“大散文”之称。“大散文”之大，不仅仅在篇幅长，更在境界阔大、气势恢弘。对于读多了小随笔的读者来说，读“大散文”有开阔眼界、开拓胸襟之效。当代散文的一大成就正是“大散文”的繁荣——马丽华、张承志、史铁生、周涛、韩少功都是写“大散文”的好手。在他们中间，余秋雨是一个代表。
第三，在九十年代的“散文热”中，轻松的随笔多，沉雄的散文少。一般认为，九十年代的世俗化浪潮使文学必然也转向轻松化。可是，文学并不总是被经济形势所决定的。余秋雨等人的“大散文”和《白鹿原》、《羊得门》之类作品就显示了深沉、凝重的文学仍为时代所需要，甚至，气势恢弘的艺术作品常常只属于深沉、凝重之作。读《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使人感到中国人文精神的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思远远没有结束，对中国传统精神的追寻也还有文章可做。从这个角度看去，余秋雨的“大散文”其实也是八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在九十年代的延伸。⑧
余秋雨的散文当然不是篇篇皆精品。余秋雨似乎特别擅长写“大散文”，以至于当他也涉笔写小品文时，就失去了他的特色。这个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在作家的个性与文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神秘的关系呢？有的人擅长写诗，有的人善于写小说：有的人随笔写得好，有的人则长于写“大散文”。虽然也有作家诗文兼擅（如苏东坡），但更多的例子是才有所专。如何正确认识自我，怎样找准自己的位置，在文学创作中扬长避短，这问题对每个作家、每个文学青年才是真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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