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 容 摘 要
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下半年至今年年初，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国内外闹得沸沸扬扬，人民币升值论、人民币稳定论、人民币自由浮动论，各派争论不休。那么中国应怎样选择汇率政策，才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呢？ 本文从从人民币升值论的起因谈起，导出了人民币升值论的产生原因。人民币的升值有利有弊，权衡利弊，现阶段让人民币升值并不可取。从现阶段中国金融以及经济形势看，现阶段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也不是合理选择。为更好地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现阶段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但从中长期看，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是一种客观的需要。
目录
一、人民币升值论的起因；2
二、人民币升值的不利影响：3
三、人民币升值的有利影响3
五、关于中国金融形势和浮动汇率问题5
试论人民币汇率问题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出口增长强劲，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直很高。他们提出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不变。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外贸持续顺差,外资流入规模不断增加。无论是从购买力平价、还是从经济实力的对比出发,人民币的币值都应该上升。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坚持了多年的强势美元政策开始松动,美元汇率开始走低。由于人民币一直是盯住美元的,在美元汇率走低的情况下,人民币相对于其它货币事实上是贬值的。这两种情况的对比,使得国际上有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这就为那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人提供了直接的论据。人民币汇率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相对于人民币升值论、出现了人民币稳定论、人民币自由浮动论等，各派争论不休。那么从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看，中国是否应该让人民币升值还是保持稳定、还是要让其自由浮动呢？下面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人民币升值论的起因；
近几年特别是去年 6月份以来,日美等国不断地给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升值。同时数量不少的国际资本"热钱"也拐弯抹角地来到中国,赌人民币的升值。不难看出,人民币升值之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汇率问题,而且越到后来政治化色彩越浓。美、日两国为什么这么起劲:第一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经济几乎全球"一枝独秀"的强势表现抢了其风头；二是因为他们也想为各自的经济不景气找个替罪羊。
目前国内外对人民币应否升值有不同的看法,但目前围绕人民币升值问题的大部分争论,似乎都过分强调了汇率杠杆的作用,好像只要汇率一变,天下从此大吉。其实不然:汇率只是影响一国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乃至国民财富等多变量当中的一个,而不是一个关键因素。人民币即使升值了,恐怕也不会令日、美经济更好受些。
从1994年以来,中国实行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的机制正在不断发展、完善。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虽然有利于中国进口,但不利于出口、引进外资。所以,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亚洲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入世后中国出口确实增长比较快,但进口也在同步甚至更快地增长；中国强势出口主要是靠廉价劳动力和WTO贸易自由化准则,而不是低估人民币汇率；我们对美国平衡国际收支、维持低利率和稳定资本市场也是有贡献的,几年来,中国就购买了不少美国公债。
二、人民币升值的不利影响：
首先，我们看看，如果真的让人民币升值，会对国家经济造成哪些不利的影响：
（１）、对出口存在负面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在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情况下，中国的出口每年增长速度在２３％～２７％之间，进口在１９％～２４％之间。人民币升值后，出口增长率可能在６％左右，不可能是零。
（２）、可能导致投机盛行。由于以美元表示的国民财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产达到高潮，“泡沫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继续扩大，可能给经济发展造成打击。
（３）、可能使国内投资环境恶化，新增的海外投资则会减少，因为这种投资变得相对昂贵。另一方面，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可能增加。“欧元之父”蒙代尔预言，如果人民币马上升值，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减少一半。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每年是不到1500美元，需要一个高增长率。人民币一旦升值外资就不会来了，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成本会增加。而人民币固定汇率使中国的价格保持了稳定，通货膨胀率很小，所以固定汇率比浮动汇率好很多。
（４）、中国目前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阻必然会增加就业压力，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５）、通货紧缩局面压力。人民币升值后，中国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国内生产企业遭到进一步打击。
（６）、许多尚不具备竞争力的产业将直接受到冲击。例如在农业领域，许多基础作物的内外价格差距很大，即使在现有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市场开放已经让国人惴惴不安。而国有企业占多数的钢铁、化学等原材料产业同样缺乏竞争力。
（７）、产生一种“暴富效应”。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元与美元的比率战后最早是３５０∶１，后来变成２５０∶１，最高到７０∶１，日本人由此富得不会花钱，没有变成继续积累资本的能力。
三、人民币升值的有利影响
有关人民币“升值之利”，概括起来有以下９个方面。
（１）、国外产品价格下降，有利于增加国外的消费品和生产设备进口，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产业水平。
（２）、使用进口原材料比率较高的厂商的生产成本会下降。在某些对外开放地区（如上海），其出口商品成本中有５０％使用进口原料，他们并不喜欢人民币贬值。
（３）、企业的国外投资能力将增强。中国企业为开拓销售渠道，将扩大海外投资。
（４）、人民币升值，使已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利润增加，这将促使外商追加投资或进行再投资。随着逐渐开放，人民币升值将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的证券市场，间接投资比重可望上升。
（ ５）、在非制造业方面，如科、教、文、卫等将有重要意义。例如，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人才出国学习和培训，将有更多的家庭能将子女送到海外自费留学；有利于扩大国际旅游，而旅游签证达到一定标准后就是商务签证，可以促进中国的国外投资。
（６）、未偿还外债还本付息所需本币的数量相应减少，一定程度上可减缓债务负担。
（ ７）、合理估值中国资产。中国的劳动和资产的低廉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也必然在一定历史阶段得以调整。中国在调整进出口贸易政策的同时，必须调整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
（８）、有利于中国ＧＤＰ在国际经济中地位。中国ＧＤＰ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按美元计算）１９８０年为２．５％，１９９０年降到ｌ．８％，１９９８年为３．４％--其原因在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１９８０～１９９４年间贬值到１／５。只要人民币升值，中国的ＧＤＰ就会超过德、法，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９）、增加国家税收收入。低汇率的实质是全民通过出口退税来补贴出口商的利益。这对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中国来说，并不十分合乎逻辑。
四、人民币升值有利有弊，关键还要看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和经济形势。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的缔造者，蒙代尔被喻为经济学界伟大的先行者和预言家。在蒙代尔看来，人民币要升值必须满足三个前提：人民币可兑换、国际收支平衡、全球经济稳定。但目前这些条件都不能满足，而且银行不良贷款、国企改革等问题都没有解决，因此不可能放开汇率，而盯住美元的政策是他目前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制度。从中国当前国内金融以及经济形势看,人民币升值虽有利于进口,却不利于出口、引进外资和就业,也不利于亚洲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因此现阶段试图诱导人民币大幅升值,还不具备现实条件。人民币在现在仍不可以自由兑换,其汇率形成机制离真正的市场化还有不小的距离。
五、关于中国金融形势和浮动汇率问题
在中国国内,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也一直是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关注的热点。国内有很多学者认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根据“蒙代尔三角”,在允许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与灵活的货币政策是无法同时兼得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驾御全球经济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结合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理应做出的合理选择。事实真的如此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乃至资本账户的开放,自然也不例外。从相对固定的盯住汇率制度到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中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过去10多年中,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货币危机,通常都是与过快的汇率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南美、俄罗斯,都曾遭遇这样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经验。所以,渐进的改革和开放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判断。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仅有一些初步的、直观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直观的经验和感觉无法支撑理论观点和政策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既要从理论上探讨当前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发展方向；又要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分析不同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来的走向。
汇率制度的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汇率形成和调整过程的复杂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不再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国际货币领域进入一个“无本位”、“无秩序”的时代。自此,货币在国际上就变成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其价值没有任何明确的实物商品作为支撑。无论是购买力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不能为评判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量化的标准。
离开这一基础,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情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受制于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战略,是依靠政府力量来设定和维持的；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对比所主导。就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我们知道,能够对市场供求产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资、生产、GDP或经济增长率这些可以观察的经济力量,甚至还有各种无形的心理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进而影响汇率的形成和变动,使得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波动无常。
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预期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热点,也是市场实践中人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羊群效应”、“汇率超调”以及“市场心理”或“市场情绪”等词汇,经常会出现于有关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行情的研究报告中。这都是和预期因素相关的。预期影响汇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所谓的“比索问题”。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时,发现墨西哥的平均资产收益率持续高于美国的同类资产,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墨西哥比索在未来贬值的预期。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比索的币值被高估了,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预期比索在未来的某一天必定要贬值。贬值意味着所持有的比索资产在未来只能换回更少的外国货币。
所以,他们在当时只愿意支付较小价格来购买比索资产,故而比索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较高。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比索问题”。后来,“比索问题”被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灾害性事件预期”。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人们总会预测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利的意外事件。当这种意外事件能够带来极大的损失时,人们在当前就会要求有某种保险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如战争险、意外伤残险等；或者要求在现在的交易行为中直接得到补偿,如上面所说的压低现在的资产价格。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被推广为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件的预期。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灾害性事件预期的影响会进一步扩散和自我强化。在上面所说的比索问题中,币值高估使人们预期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导致资产收益率提高；这会引起更多的外资流入,进而推动比索的汇率进一步上升；人们更加相信比索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将更大；这就要求比索资产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样的循环会将汇率推到一个不可维持的高水平上,资本市场无法提供外资所要求的高收益率,进而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的现象,货币急剧贬值。在这个过程中,贬值的预期得到了自我实现。
在理论上,预期的影响或者“比索问题”,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经济现象。这也是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遇到的一个现实困境。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币汇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比索问题”既具备了产生的条件,也具备了扩散和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条件。
具体到中国的汇率制度问题,上述的理论逻辑能否同样适用呢?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呈现顺差,这也是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理由。从这一点出发,人民币似乎应该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似乎并不会遇到上述的那个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改革和发展之中的国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整体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这种结构性调整任务加大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抵消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后者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被释放,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收支状况必定要重新调整。在此以后,市场上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人们的贬值预期。发展到这一步,人民币将遭遇“比索问题”,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也同样要面临那个现实困境。
上面的理论逻辑支持了现阶段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反过来说,当前中国合理的选择仍然是稳定人民币汇率。必须说明在当前现实的条件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作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第一，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其盯住对象可以调整,而且,还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过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资金和贸易往来对象。基于这样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以美元为盯住对象。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人民币的汇率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日元、欧元等国际上主要的货币。其中各种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随着对外贸易和外资结构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而且,在设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之间的汇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上资金的相对供求状况。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调整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同样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机制的自发作用也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但是它对于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无效的。所以,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调整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体现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自觉性。
第二，必须协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现阶段浮动汇率制度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只有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避免“比索问题”带来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应该先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需要大量的外资,这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前,国际收支的顺差可以抑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有助于把外资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国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程度之内。这对于吸引外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是有好处的。
虽然，现阶段让人民币即时升值或马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并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但是面对海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争，中国要做的并非仅是被动观望，或以静制动，而是主动出击。所谓主动出击就是对内全面地检讨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全面地来计算人民币汇率在哪一种水平上收益最好成本最低，通过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调整人民币汇率可达最优的水平。不管如何强调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国内外经济风云变幻的年代里，现实的经济生活一日千里，但人民币汇率却一直固定在一个水平上肯定是不合理的，而这种不合理性给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带的潜在风险怎么也不可低估。
通过以上的分析以及对比，本人认为：现阶段让人民币升值或自由浮动并不具备现实的条件，为更好地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现阶段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稳定不是静止被动，而是要苦练内功，创造条件，积极培育良好的汇率机制，为让人民币回归合理的汇率水平打下基础。现阶段人民币被低估是一个事实，从中长期看，让人民币自由浮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是一种客观的需要，所以,基本的步骤就是:在当前,继续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利用资本市场的开放吸引外资,通过外资的流入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中的市场因素,直至建立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样才真正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曹红辉：“消除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9月24日。
2、胡祖六：“人民币升值水到渠成”，《世界经理人周刊》，2003年11月17日版。
3、曹红辉：“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形成机制”，《上海证券报》，2003年9月25日。
4、吴晓灵：“中国外汇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
5、丁丽：“国际金融概论”，西南财大网络教育学院，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