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原理分析
（一）长期建设国债仍然是主要措施
（二）适当减税，扩大投资需求
（三）加大公共支出和政府投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消费需求
（五）加大转移支付
（六）调整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购买力的实现程度，保持消费需求稳定增长
二、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探讨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
（二）运用内生增长理论，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内 容 摘 要
本文首先研究了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为扩大内需，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措施来扩大内需；2．通过适当减低税费来扩大投资需求；3．通过加大公共支出和政府投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4．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消费需求；5．加大转移支付；6．调整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购买力的实现程度，保持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其次研究了财政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介绍了内生增长理论，它认为，合适的财政政策在一国经济长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要保持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进步的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技术进步。
财政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
一、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原理分析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eas)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研究并发展了阿林·扬(Allyn Young)、熊彼特(Sehumpeter)、阿罗(Arrow)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提出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文档，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不会像新古典经济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最终趋向于零，因为新投入的要素积累不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而如果企业层次的资本投入边际收益率发生递减现象，整个经济层次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则不会发生变化，甚至在一定条件下递增，促进资本边际收益保持不变或递增的源泉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例如卢卡斯(1988)认为，人力资本在积累过程中(包括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会发挥正的外部效应，使平均人力资本水平递增，并通过学习效应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最终对所有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产生正的影响。罗默(1986)认为，一国的知识总量假定取决于所有过去企业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总量，则由于每个企业都可以从其它所有企业所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中受益，说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具有外溢性。这种外溢效应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它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此外，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也产生了分歧。尽管之前的财政学家认为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如通过增加税收动员额外资源以增加投资水平、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差距、通过补偿性财政政策防止出现大的经济波动等，但一般认为财政政策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作用不大。有些学者甚至通过“李嘉图等价定理”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假定，认为财政政策在拉动消费与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根本就是束手无策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这些内生因素对财政政策非常敏感，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过程，还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财政都可以通过税收、支出、补贴、公债等手段予以积极支持，进而提高单位生产要素产出率，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正因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政策再度成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研究重点，这从美国布什政府的所得税减税以及加大对教育、科技、研发等领域投资的财政政策可见一斑。
（二）运用内生增长理论，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1、完善教育和培训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促进人力资本生成，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内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可以促进单位劳动生产率和物质资源利用率的提高，避免经济长期内的下降趋势。生产力的发展是动态的，唯一可以把握住这种动态性的是人；市场中的各类比例、结构关系是复杂的，唯一能够把握住这种复杂性的依然是人。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增加对人的教育、培训，必将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激发其创造性和创新热情，促进市场结构的改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然而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1990年、1995年、2000年、2002年、2003年分别为2.52％、2.08％、2.28％和2.32％，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为扭转这种不利状况，以下财政政策的实施将颇为重要：一是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教育法》相关条例的规定，充分挖掘各级财政增加教育投入的潜力，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各级财政教育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确保教育的优先协调发展。二是加强教育经费管理，完善经费使用效益考核体系。必须尽快构建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各项科教事业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为以质量、效益为主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不断提高教育经费管理水平和支出效益。三是规范财政教育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应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事权职责，建立合理的政府间分权机制，强化中央、省级政府的教育发展事权职责。对基础教育，各级财政给予重点扶持，努力保证其发展的经费需要；对于具有较大公益性和福利性的文教事业，财政可采取补助一部分经费的办法；对可进入市场的事业单位，应与财政在经费上脱钩。鉴于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实力存在明显差距的现实，应尽快完善财政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强化中央政府教育财政的整体协调功能，促进地区间教育的均衡发展。四是规范多元化教育投入机制。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家庭、社会共同分担教育成本的合理机制尚未形成，政府投入的来源和使用也缺乏法制保障。今后各级政府预算除必须大幅度增加义务教育投人外，财政可通过扶持民办学校和现有公立学校的股份制改造吸引民问资本进入，满足义务教育以上学校的办学需要，使政府有限财力得以集中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对于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投资兴办的各种学校、培训机构，可对其营业收入、所得额予以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对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对教育单位、培训机构、科研机构的捐赠，应突破现行政策只限年度应税所得额3％以内给予扣除的限制，准予按其实际捐赠额在企业或个人缴纳所得税前列支；对企业在职职工培训给予税收鼓励，适当提高企业税前列支的职工教育经费的计提标准，引导企业加强对在职职工培训的投入力度等。
2、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鼓励企业进行R&D投资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研究与发展(R&D)不仅是科学知识产生的重要来源，也是技术产生和转化的必要方式，增加R&D投资将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财政可以从多方面鼓励和支持企业增加R&D投资，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促进技术进步。首先，应进一步加大税收激励力度，鼓励企业增加R&D投资。相应措施包括：对企业购买国内外专利和技术咨询等软技术实行税收减免，激励、引导企业从当前进口国外生产线和设备等成熟技术为主，转向注重引进专利和技术许可证等软技术为主；对进行风险投资的中小型企业，减免风险投资主体的资本利得税和其它税赋，降低其风险投资运作成本；对高科技企业实行全面税收优惠，除税率优惠和税额的定期减免外，还可采取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盈亏相抵等措施。其次，财政可通过担保引导的方式，对企业进行技术革新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帮助高科技企业走出融资困境。在目前我国风险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财政担保是促进R&D投资和科技进步的重要财政支持手段，不仅有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且有利于减轻财政支出对民问资本的“挤出效应”。再次，财政可通过政府采购行为，对企业在R&D过程中获得的样品和样机等中间研究成果、技术诀窍及关键技术部件等进行预先招标，从而为企业创新开辟一个稳定的市场，形成R&D资金投资的良性循环。也可通过设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提供财政贴息，吸引信贷资金和其他社会资金优先用于中小企业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加快科技进步。
3、完善财政投资管理职能，促进物质资本形成
内生增长理论特别指出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对扩大生产潜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国内学者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仍以要素投入为主要推动力量，也许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没有达到均衡状态，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根据舒元(1993)的测算，我国1952年至1990年期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仅为0．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同时期该项指标的数值。郭庆旺(1999)指出，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有两种显著不同的实证结果。对工业化国家来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对于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我国来说，促进物质资本形成的财政政策仍然十分重要。马拴友(2000)认为，以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业发展为核心的公共资本积累，不但扩大了投资和消费需求，而且促进了社会总供给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由上述可见，增加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特别是财政投资，是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一是应着重强化财政对社会基础设施和国民经济重要产业建设和发展的支持，主要包括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基础性产业、支柱性产业及其高新技术产业。二是合理安排投资布局，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对国民经济的关键性产业和领域，实行财政投资倾斜政策；对竞争性领域则要逐步退出。贾康、白景明(2002)认为，地方政府应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中央政府对于大型、长周期、跨地区并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项目应适度参与，可作为今后财政投资事权划分的基本方向。三是根据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财力规模，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中长期投资规模，形成稳定的财政投资均衡投人机制，促进各地区长期经济增长。
4、体制因素是财政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保障
基思·格里芬(1991)曾明确提出，发展的实质就是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过程可以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独立变数，可以成为发展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体制改革可以补充其它的发展政策，增加它们的有效性。王小鲁(2000)的研究结论表明，1979～1999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而是来自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资源优化配置。可见，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将能够创造出一种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社会创新能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可以相信，明确划分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进一步深化政府分权体制改革将使财政运行更具效率；对非国有企业进行科技投资的税收优惠制度将使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更具生命力；改革现行财政收入征管机制特别是税收征管机制，加大税收监督检查力度，将使财政收入规模更能得到保证；财政预算和支出管理体制的改革，必将提高各级政府预算的严肃性和宏观调控能力。总之，高效、廉明、干预适度、决策民主、行为规范的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将大大降低社会成本，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这对于保证未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其意义和影响也必将持久而深远。
二、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探讨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调整收入分配，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在需求不振、经济增长乏力阶段，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时滞短，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
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此政策在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上，起到了明显的积极的效果，使我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在新的形势下，扩大内需、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充分考虑应用财政政策的组合政策。
（一）长期建设国债仍然是主要措施
国债就是以国家财政为债务人，以国家财政承担还本付息为前提条件，通过借款或发行有价证券等方式向社会筹集资金的信用行为。为使国债既能发挥积极作用，又不给财政带来风险，我们应当适度控制国债规模，优化国债结构。合理的国债结构对于控制国债规模、提高国债资金效益、增强偿债能力十分重要。为此，今后的国债资金使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1．在国债投资资金中加大用于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在经济周期过程中，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是企业的大规模更新改造。企业的设备更新不仅能拉动对相关产业的需求，而且能提高企业的装备水平，加强企业的竞争能力。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更新改造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5％，仍然偏低。2．加大国债资金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经过数年的国债投资中央掌握的效益可能好一些的国债投资储备项目已经不多了，而地方确实有一些效益可能还可以、资金需要量也不是十分庞大的投资项目，亟需资金支持。可以考虑增加国债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部分，用于支持这样的项目，并要求地方对这样的项目负责，承担债务的还本付息责任。3．在西部地区适当上一些工业建设项目。在落实西部开发战略中，单靠生态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很难较快发展起来的。应该考虑帮助西部地区搞一些具有当地特色和优势，或在当地有一定市场的工业建设项目，或补助东部企业到西部单独或联合办厂。
（二）适当减税，扩大投资需求
减税之所以会具有扩张效应，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都是价格的组成部分(价外税只是形式问题，不影响问题的本质)，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税额的大小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可支配利润的多少。根据市场原则，企业之所以要投资和经营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这里的利润最大化，是指企业在交纳流转税、所得税和其他各种税之后，留给企业可支配的利润最大化。我国中央银行曾采取多次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取消贷款指标限制等措施，其目的是为了启动社会(民间)投资，扩大投资需求，但效果不理想。这里关键的原因在于盈利率和投资回报率过低。据统计，我国1998年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仅为7．12％。总资产贡献率的分子是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与利息 三者之和，分母是平均资产总额。在这7．12％的贡献率中，如果扣除税金和利息支出，剩下的利润则微乎其微。从这里可以看出，税负的高低(包括流转税和所得税)会直接影响利润，从而影响社会投资的积极性。我们认为应主要考虑实质性的降税措施来扩大内需。我们可以从以方面思考：1．在我国，减轻纳税人负担，应从税费总负担考虑。衡量我国宏观税负的指标，分为三个口径：一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二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称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三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这里的“政府收入”不仅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而且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等。根据对1995年有关数据的测算，当时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仅为10％，显得偏低；而大口径的宏观税负约在25％左右，显得偏高。通过费税改革要减轻企业和居民的总体负担，在这之前，如果单独提高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就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企业和居民的税费总负担，这会抑制经济的发展。2．在许多方面，不仅费多，税也多也重。比如我国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这比许多国家都要高。又比如目前的内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33％，而德国为25％，日本为30％，英国也为30％，美国实行15％、18％、25％和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前三档都比我国低，最高税率才与我国相同。考虑到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不高的事实，我国企业主要税种的实际税负确实不低，更何况三资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只有10％左右。3．要正确对待税收同财政支出之间关系。税收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其收入的基本目标就是满足政府公共支出的需要。在政府职能既定的前提下，宏观税负的高低，应以所取得的税收收入能够维持政府正常行使职能的经费支出及提供公共产品的最基本供给的资金需要。问题在于目前我国政府职能不清，存在职能错位、政企不分、包揽过多的问题，表现为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吃皇粮的人员过多，支出浪费严重。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7％增加到目前的15％左右。这个问题不解决，税收任务一再加码就会破坏整个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扼杀了税源。因此，政府机构的精简和效能的提高，财政支出的节省，可为减税提供相应的空间。
（三）加大公共支出和政府投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在经济萧条，有效需求不足时，常通过加大公共支出和政府投资来扩大总需求，如增加军费开支，科研支出，修筑高等级公路等公共工程，建立新的福利设施，来增加社会需求，并改善就业状况。要解决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应当在增加总需求的同时改善供给结构。增加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基础设施投资、用于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和科研支出，将在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同时，扩大公共投资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相应促进资本积累，改善供给结构。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结构性需求不足，即在一般性工业制造品存在过剩的同时，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消费品还处于短缺状态。因此，我们应选择以形成资本的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而且必须通过公共投资将我国经济导向具有知识经济、世界经济特征的现代经济。在今后的时期内，政府的公共投资应当包括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投资、提高国民素质的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实际上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无货币支付能力的潜在需求。这些潜在需求一旦转化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对于解决一般工业品的过剩问题将产生重大作用。因此，如何运用财政转移性支付手段，提高社会低收入阶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目前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消费需求
政府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有两种政策办法，一是通过财政直接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人可以象投资一样的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可在形成消费者收入的源头上，通过改革措施，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实现收入的再分配，最终通过消费者自发的消费行为，达到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就是要在坚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对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进行调整，以满足促进增长的需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目前大体存在如下几方面的不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机制：即城乡收入分配、垄断分配、财政分配、国家有关政策形成分配、灰色经济形成的分配等，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我们应通过打破垄断、加强税管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打击灰色经济和实施乡镇机构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等各项有效措施，以调整这些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加大消费倾向大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发展。
（五）加大转移支付
变动转移支付应逆经济的风向而行。当经济萧条，需求不足时，政府可以提高对退伍军人、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的各类补助，或者增加对农产品的补贴，以便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私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转移支付包括社会保障、补助和救济、各种补贴。下面便从这三方面来谈对内需的影响。1．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在现在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失业随时威胁每一个人的情况下，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比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剧增，人们对未来没有底，有钱不敢花、不愿花，消费倾向弱。因此，要引导居民提高消费倾向，有钱敢消费、愿消费，就必须深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居民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保障环境，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免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大力发展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人寿保险，大力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体制改革，把过去的福利性、实物性消费纳入到职工的工资之中，转化为货币消费。在这些改革过程中，政策要配套，使人们对未来的消费心中有数，这样，可大大提高消费倾向，扩大消费需求。2．适当加大补助和救济。在经济萧条时期，适当加大对退伍军人、失业人员、退休人员的补助金，加大对社会福利院、烈属和残废军人的抚恤金，加大对城乡困难户、灾民等的救济，这些被补助、救济的对象多是低收人人群，都有较高的消费倾向，所得的补助金、救济金基本上用于消费，故能较直接地促进消费需求。3．财政补贴。财政补贴常被各国政府当作一种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可通过财政补贴来影响商品和劳务需求的种类的需求数量。一般说来，商品或劳务的价格越低，需求越大；商品或劳务的价格越高，需求越小。通过财政补贴可以增加消费者实际收入，增加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尤其是对补贴品的需求。通过财政补贴，可以扩大消费需求。
（六）调整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购买力的实现程度，保持消费需求稳定增长
消费政策作为调节消费行为的手段，可以直接约束或扩张消费需求总量，优化消费结构。改革现行消费体制和调整消费政策是拓展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转换的需要。目前居民实现消费升级遇到了体制和政策性障碍。如果不及时对短缺经济时期制定的一系列税费政策法规作出相应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增长。我国90年代中期至2001年，居民储蓄存款平均每年以16％左右的速度递增，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以上谈到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人们消费有后顾之忧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消费政策的制约。例如，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小汽车价格已经开始降下来，到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买得起，但却很少的家庭敢买，因为每年都有高得让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使用费要支付。再如，住房消费也是我国一个巨大的消费领域，但是因价格过高、收费太贵而抑制了需求。这说明，我们消费的”软”环境亟待改善。因此，我们应大力清理、整顿各种收费，使税费合理、规范透明，取消违反国务院规定的各种收费。同时，要大力改善消费的“硬”环境，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解决水、电、路、通讯等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农村，这方面还非常薄弱，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投资力度，同时，还可以发动民间投资、招商引资等方式加大对水、电路的投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就能大大拉动住房、汽车消费、旅游消费，家电消费。因此，我们应下大决心，清理、调整不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和各种抑制消费的政策，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要使一些目前居民拥有量低、回笼货币大的商品的巨大消费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就必须尽快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和限制消费的措施，把一些强加于消费者的不合理收费坚决取消，才能真正发挥这些商品对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
总之，为扩大内需，积极的财政政策应继续坚持，但要注意丰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注意以上几方面措施的配合使用，在规范财政制度、防范系统风险的同时，让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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