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影响下中国银行业的兴起3
1.1 兴起4
1.2 第一家官办银行的成立4
1.3 第一个繁荣时代5
1.4 大一统时代6
1.5 向现代银行体系转变6
二、战争影响下中国银行业兴起的原因8
2.1 外国银行的侵略，刺激了中国抵御外国银行的侵略势力，自办银行的要求8
2.2 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要求兴办银行11
三、战争影响下中国的银行业兴起的特点14
参 考 文 献19
内 容 摘 要
从十九世纪末至今,中国的银行业从无到有,从外资银行占主导到今天中国银行业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着风风雨雨的100多年,中国的银行业是经历了怎样的变迁？特别是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在战争的洗礼下，中国银行业是如何兴起并发展的，以及其发展有什么特点。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了主要研究。
一、战争影响下中国银行业的兴起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作为金融领域重要支柱之一的银行业，银行是人们生活和社会化大生产离不开的经营单位。传统意义上的理解，银行是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储蓄等金融业务，承担信用中介的机构。关于银行的定义，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应当表述为“经营货币发行，存款，放款，汇兑，贴现，储蓄等业务，承担信用中介的金融机构，是经营货币资本的特殊行业”，也有国内学者认为银行是“调剂自己的供给与需求，办理货币的存款与结算的金融机构”。在经历了银行业的大发展、大改革、大变化之后，中国的银行业也终于走上世界的舞台。但在这光环的背后，却不知中国的银行业的发展经历了多少辛酸与苦痛。
中国的银行业的兴起，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 兴起
1847年在上海开设的英国丽如银行是被认为中国近代最早的银行。19世纪后期，相继也出现了一些在中国活跃的外国银行或中外合资银行。1897，清末实业家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他利用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投资，同时拉其他官僚包括李鸿章等人入股，其组织管理和营业规则均参照外商银行（主要是英国汇丰银行），设立董事会，在全国各地开设分行。该行成立之初，就被清廷许可发行银两、银两两种货币，还获得代收库银、整理币制之权。在官方的中央银行设立之后，该行才转为纯粹的商业银行。
1.2 第一家官办银行的成立
而中国官办银行的历史则应从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算起。户部银行是经清朝军机大臣王奕劻奏请，慈溪太后批准成立的。清政府授予了其铸造银元、发行纸币和经管国库的权利，成为清末实质上的中央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1912年，历史驶入中华民国时代，大清银行也更名为中国银行，并继续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责，直至1928年。
1912-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跟中国银行一起承担中央银行职责的还有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的历史同样可以上翻到清朝末年。1908年，由清政府邮传部牵头组建，为官商合股，初期目的是借款赎回被列强控制的铁路，故名交通银行。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其地位进一步上升，与中国银行一起承担共同承担发行货币、调节币制、兑换外币和代理国库收支的中央银行职责。
1.3 第一个繁荣时代
1927年至1928年，革命爆发，历史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受江浙财团资助的蒋介石政府十分重视银行体系的建设。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另组建中央银行，授予其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经理公债、管理外汇等特权。同时，将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外汇兑换专业银行，交通银行改组为辅助工农商矿的专职银行。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组建中国农民银行，作为供给农业信用、发展农村经济的专职银行。至此，形成了以四大国有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为基本骨架的银行体系。国民党统治后期，形成了宋子文家族控制中国银行，孔祥熙家族控制交通银行，陈果夫家族控制农民银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控制国有金融业的局面。
在清末和北洋军阀时代，除了官立银行之外，众多私营银行也百花齐放，并在1920-1930年代进入快速成长期，成就了中国金融业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私营银行以“北四行”和“南三行”为代表，官商合办银行以“小四行”为代表。
1930年代前期，中国金融业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史称“黄金十年”（1928-1937年）。但繁荣的背后是极度的混乱。当时，市场上多种不同的银两、银元、铜币和形形色色的纸币并行流通，多家金融机构都发行自己的纸币。1935年，国民党政府着手实行金融改革，首先是通过增资和颁布《中央银行法》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随后实行“法币政策”，放弃银本位，禁止白银流通，将白银收归国有，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流通货币，称“法币”。这是中国货币史上划时代的一笔，中国至此才第一次进入了纸币为主的时代。
抗战和内战时期，金融系统濒于崩溃，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信用难以维持，银行的命运也同样如风中的飞絮。抗战时期，部分银行随国民党内迁，部分则留在沦陷区惨淡经营。内战时期，金融领域严重失序，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1948年国民党废弃法币，发行金圆券，但维持了不到一年金圆券体系也因急剧贬值而崩溃。到了新中国成立，存留下来的金融业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最后，“北四行”、“南三行”、“小四行”及一些私人钱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中，于1952年被组合为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随后在1955-1956年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储蓄部。这些曾经历过辉煌时代的民营银行品牌，至此消亡。它们所代表的那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也已烟消云散，只给后人留下一连串的概叹。
1.4 大一统时代
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在新中国成立的同时被赋予了国家金融产权的唯一代表地位。对于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四大银行”，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已随国民党迁台，留下来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则为社会主义所用。中国银行仍旧作为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并进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职能部门；1954年在原来交通银行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即现在的中国建设银行），继续承担向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政策性任务，而交通银行的其他业务也并入中国人民银行；此外，1951年还组建了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办理支农拨款和贷款并扶持农村信用合作的专业性银行，此后中国农业银行在机构重组中曾三度合并于中国人民银行，又三度重新设立。
至此，新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金融体系，一切信用集中于国家的目标基本实现。中国人民银行既承担发行人民币、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中央银行职责，又承担统一管理国家金融机构和金融运作的职能，同时又是开展存款、贷款、汇兑和外汇业务的商业性银行，可谓“三位一体”。“大一统”银行体系服务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深深地打上了那个国家“大一统”时代的烙印。
1.5 向现代银行体系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银行业体系又一次华丽转身。“大一统”的计划经济银行体系向现代市场经济银行体系的过度，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渐进过程，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代末才基本完成。
首先是1979年三大专业性银行恢复，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的体系中独立出来，中国农业银行重新设立，这三大专业性银行分别承担经营外汇业务、基本建设投资和扶持农村金融的政策性任务。然后是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商业性业务剥离出来，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对企业和个人办理信贷业务，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而中国工商银行由于继承了中国人民银行原来的商业性业务，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并保持其老大的地位一直到现在。
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经营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业务，从专业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1994年政府对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将金融管理任务、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剥离。（1）国家开发银行成立，接过了中国建设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的政策性业务，而中国建设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2）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接过了进出口方面的政策性业务，另国家外汇的管理职责由外汇管理局统一承担，中国银行也转变为商业银行；（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接过了中国农业银行在农业金融方面的政策性业务，另1996年全国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中国农业银行也转变为商业银行。至此，三大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分家，分别成为两个不同的系统。
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从1980年代中期起，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987年，交通银行在时隔30年之后重新建立以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成为全国第一家股份制的商业银行。时隔一周之后，由招商局集团创办的招商银行在深圳成立，成为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从1987年到1988年，第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破茧而出，除了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之外，还有由中信集团创建的中信银行，由深圳地方金融力量创建的深圳发展银行，由福建地方金融力量创建的兴业银行，由广东地方金融力量创建的广东发展银行。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的推动下金融业继续向前推进，第二批股份制银行也乘势而出，从1992年到1996年，先后增添了这些新生力量：由光大集团创办的光大银行，由上海地方金融力量创办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由首钢等北京企业力量创办的华夏银行，由全国工商联牵头组建的民生银行。其中民生银行是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2003-2006年，又有由山东地方金融力量创办的恒丰银行改制成立，由浙江民营资本创办的浙商银行改制成立，由天津地方金融力量创办的渤海银行成立。至此，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增加到13家。
二、战争影响下中国银行业兴起的原因
银行业的兴起并不是偶然，它是社会发展比必然产物与结果。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考虑其特殊的国情与历史原因，有着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特点。中国银行业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以及这种侵略的刺激所形成的近代产业的发展中产生的。统观其发展的100多年，首先由以下几点条件：
2.1 外国银行的侵略，刺激了中国抵御外国银行的侵略势力，自办银行的要求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各国为了便于向中国输出商品及资本，陆续在中国设立了金融机构。从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起，外国纷纷在华开设银行。从其演变过程来看，19世纪9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由英国银行独霸；90年代之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夺取在华利益，也相继到中国来开设银行；辛亥革命前后，各帝国主义为了协调矛盾，又组成了银行团。
丽如银行首先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它的前身是1842年成立的西印度银行，1845年扩大规模，改换名称，并且把设在印度孟买的总行迁移到英国伦敦，同年4月在香港和广州设行，1847年在上海设立分理处，表明外国资本的侵略势力开始由南向北推进。与丽如银行同时获得英国政府“皇家特许状”的还有有利银行的前身亚细亚特许银行和麦加利银行。前者1854年（咸丰四年）在上海设立代理机构，1860年改为分行；后者1858年设分行于上海和香港。所谓特许银行，即殖民地银行，它代表了正在兴起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向外扩张的欲望。在有利、麦加利银行开设之前，还有汇隆银行和阿加剌银行，只是由于它们在中国营业的时间较为短暂，不为人们所熟知。
19世纪40年代英国在华开设的银行，只有一家，50年代增为四家，60年代初期又增加四家，这就是汇川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和利升银行。但它们在1866年（同治五年）上海的一次金融恐慌中全都倒闭。
当时唯一的其他国籍在华的银行是法国的法兰西银行（1860年设分行于上海），成为法国资本在东方市场上和英国争夺殖民势力的重要力量。但事实上它远敌不过英国。
上述九家英国银行和一家法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以后，汇丰银行于1864年8月6日（同治三年七月初五）在香港创立，1865年3月3日（同治四年二月初六）正式营业，同年4月3日（三月初八）在上海开设分行。总行设在香港，表明它一开始就以中国为其榨取利润的对象和基地。它开业后发展极为迅速，60年代在福州、汉口、宁波、汕头设立机构，70年代又在厦门、芝罘（今山东烟台）、九江设立分行，80年代扩展到天津和澳门、海口、打狗（今台湾省高雄）等地。到19世纪80年代末，四家著名的英国银行在中国各地设的分支机构计有：丽如银行6个，有利银行8个，麦加利银行5个，汇丰银行14个，合计33个。而此时中国自办银行尚未出现。
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其他外国银行在华设立机构的为数不多，也历时短暂，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几乎全是英国银行的势力。但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输出成为它的特征。故进入90年代，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来华设立银行。德国几个垄断资本集团投资的德华银行设总行于上海，于1890年初正式营业；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在1894年和1899年分别于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1895年在牛庄设行，1896年在上海设行；美国的花旗银行于1902年在上海设立分行。这五家银行加上60年代已设立的汇丰银行，是六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推行资本输出的重要枢纽和经济侵略的据点。
外国在华银行的业务活动，最初是以中外贸易中的汇兑业务包括买卖远期汇票为主，同时吸收存款，办理放款和发行钞票。约在19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汇丰银行已通过买办对上海钱庄融通资金，与中国商人直接发生借贷关系，开始干预并介入中国的金融。70年代后，汇丰银行开始单独给清朝政府以巨额贷款，收取高额利息，三次“西征借款”利率即高达10％或8％。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出，从办理短期信贷业务到经营长期的巨额投资的转变，标志着银行由一般的信用和支付的中介变成万能垄断者。
进入90年代，帝国主义各国为攫取在华权益，在贷款优先权的竞争上矛盾重重，争夺剧烈。结果，俄、法两国银行取得1895年“俄法借款”（即中国四厘借款）4亿法郎的贷款权；英、德两国银行则取得1896年的“英德借款”和1898年“英德续借款”的贷款权。这两笔借款，金额均为英金1600万镑，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各占一半，由于折扣大，经手银行既获得发行债券的巨额利润，又为其本国政府攫取到了政治权益。“英德续借款”的附带条件中有一条规定，在借款偿还的45年期限内，不论英国对华贸易是否占第一位，中国海关税务司一职将一直由英国人担任。
帝国主义各国对华贷款，在剧烈争夺之外，有时也会达成一时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1910年（宣统二年）成立的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即是以汇丰、东方汇理、德华和花旗四家银行为骨干。四国银行团曾贷给清朝政府川汉、粤汉铁路600万英镑借款。1912年，俄、日两国银行要求参加，组成六国银行团，1913年美国退出，改为五国银行团。
在1894年至1913年的20年间，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以借款方式提供的银数为10亿9246万两（不包括庚子赔款转作借款）。其中汇丰银行承贷的借款共42笔，总额2亿8822万两，占英国部分的74.49％，占全部借款总额的26.38％，这说明，银行本身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一种投资，但它又是执行本国资本输出的机构，在对中国的政治借款和铁路借款中起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投资市场的扩大和外汇市场控制力量的强化，这是90年代外国在华银行业务活动的两个主要特征。90年代后，外国在华银行的主要业务活动和侵略作用可以概括为：通过借款，控制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命脉（见外债）；垄断国际汇兑，控制中国对外贸易；吸收存款，发行纸币，资助帝国主义企业，打击中国民族工业。在执行本国侵略政策、夺得金融统治地位的同时，这些银行也获得了高额利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在华外国银行暂呈萎缩，战后又卷土重来，到抗日战争前有五十余家。外国在华银行大多资本雄厚，擅自发行纸币，各有其帝国主义国家政府为后盾。它们以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为护符，恃租界为合法活动场所，而通过政治借款控制中国政治和财政，进行政治侵略活动；通过控制中国金融市场和投资，吸取高额利润，对中国外贸和国际汇兑实行垄断，进行经济侵略，破坏中国农村经济，阻碍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近百年来在华外国银行往往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的大本营、策源地。但外国银行势力又总是随着本国侵略势力的消长而转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势力崛起，这两国在华银行也不断增加，1932年上海的30家外国银行中，英美两国各占6家，日本银行占了8家，甚至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一时与汇丰银行并列，共执中国汇兑业的牛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汇丰银行曾重新恢复霸主地位，但美国在华银行的垄断地位亦不断增强，当时上海14家外国银行中，美国银行即占5家。由于本国在华侵略势力的消退，加上资力单薄等原因，不少外国银行相继衰亡。最先是俄华道胜银行，1926年因巴黎总行投机失败而停业，继之是德、意、日三国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中国的中央银行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英国汇丰及麦加利银行等纷纷停业，在华外国银行被迫退出中国。
从1845年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银行在中国横行了四五十年，它们操纵了中国经济，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和国内金融市场；发行钞票，侵犯中国主权，并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财政，攫取了中国大量的权益。为了抵御外国银行的侵略势力，挽回权益，收回利权，“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2.2 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要求兴办银行
中国银行业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以及这种侵略的刺激所形成的近代产业的发展中产生的。”。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也要求兴办银行。19世纪中叶出现的洋务运动以及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中国产生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民族资本主义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产业的发展，产业资本迅速增加，商品交换和商品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信用的利用就愈广泛，补充资金的要求就愈迫切，要求有同这种状况相适应的近代金融机构。于是，银行就应产业发展的要求而兴起。而奔走在近代实业之间，积极推动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传奇人物——盛宣怀。
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他的祖父做过知州，父亲进士出身，可是他自己却只是一名秀才，青年时三次考举人不中，于是决意科举，以“匡时济世”为己任，走上了务实的道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李鸿章幕府，甲午以后李鸿章失势，他又与张之洞合作，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实业的第一人。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商办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成为招商局督办；开办电报局，任天津电报局总办；接办了张之洞创设的钢铁厂、铁矿和煤矿；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晚清洋务运动，李鸿章和张之洞是推行最力的两个大员，然而他们是官场政治人物，新型企业的具体操办盛宣怀是出力最大的。按照清朝的官场惯例，如果不是考中进士的所谓“正途”出身，或者以举人身份先从下级官吏做起，是不能成为高级官员的。盛宣怀连举人都没有考上，却凭借他在实务上的功绩，游刃于官场和商场，由道员而少卿而侍郎（副部级），一直做到邮传部尚书（部长），赏紫禁城骑马。
在创办航运、煤矿、铁矿、铁厂、电报等一系列实业的过程中，盛宣怀深切地体会到，凭一己之力，或者凭一两商人之力，是无法毕近代工业之功的。
19世纪70年代，盛宣怀办招商局的时候，招商局所收股金不过几十万两白银。到19世纪90年代，招商局的轮船码头货栈已经遍布沿海沿江，资本也不过以百万计。而1896年他被委任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后，预算仅卢汉一条铁路（即北京卢沟桥到汉口，后来改称京汉铁路）就需白银4000万两，这类需要庞大资金的实业项目，即使寻求社会游资，也绝不是一家一户的银号钱庄所能承担的。就在这一年，他又接办了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和煤矿铁矿。铁厂原料要依赖铁路，铁路的铁轨又要依赖铁厂。当时也曾有人主张向洋人银行举债，但是洋人银行集款债券的买家，也多是中国富商。盛宣怀给李鸿章上禀帖说：“岂有聚吾国商民之财付英、德、法各银行之手，而自己则不为之料理，尚自诩足国足民，有是理乎！”所以他极力主张自己开办银行。随后他又向朝廷上奏，条陈创办银行的必要：“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同时他又亲自仿照汇丰银行起草了拟议中的银行章程。他在银行章程中明确写道：银行“不用委员而用董事，不刻关防而用图记，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这表明他决心把银行办成一个商业银行而不是政府的钱库。
创办银行的过程当然是不顺利的，障碍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国。内部阻力是，政府很不习惯按照市场规律创办一个不由自己控制的银行。外部阻力则是列强很不情愿中国有一家自己的银行。当时俄国正在筹办俄华道胜银行，甚至直接跑来质问盛宣怀，我们正在筹办银行，为什么你们自己办一个华商银行？盛宣怀断然回答，怎么能禁止本国商人开银行，做生意？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盛宣怀主持的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终于在上海正式开业，行名定为“中国通商银行”，额定商股500万两，先收半数，另商借户部库银100万两。总行设于上海，同年在汉口设立分行，以后又在北京、天津、福州、广州、镇江、烟台、香港、重庆、保定、九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地设立分支行。其内部管理全仿汇丰银行，总行和各重要通商口岸分行除有中国人担任经理外，还聘请一名外国人担任洋经理执掌业务经营大权。
随着时局的发展，1905年，由户部奏准设立的户部银行，正式成立，总行设于北京。目的在于整顿币制，推行纸币，以济财政。额定股本500万两，官商各半，官股由户部认购，商股准私人自由认购，但以中国人为限，不得转卖外国人。其业务为存放款、汇兑公私款项等，享有铸造货币、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的特权，表明它已具有中央银行的职能。1908年户部改为度支部，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
1908年，邮传部奏准在北京成立交通银行。资本额500万两，官四商六，邮传部认购官股2万股200万两，另外商股3万股300万两任官民认购。邮传部是最大股东，总理、协理都由邮传部指派。
此外，私人资本银行也应运而生。当时中国虽然出现了多家银行，但这些银行并不为市井平民服务：通商银行亦官亦商，创办之初就是为铁路筹款，以后又瞩目于实业；大清户部银行规定“凡商业外之个人及小商业，本银行绝不与之作往来账，亦绝不与之作定期及不定期借款交易”；交通银行的上司是政府邮传部，目的就是经理“轮、路、邮、电”四政……众多银行刺激了民间的金融意识，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平民开办的、为平民服务的商业银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无锡商人周廷弼创办的上海信成银行和镇江商人尹寿人创办的信义储蓄银行。
19世纪中叶出现的洋务运动以及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中国产生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民族资本主义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产业的发展，产业资本迅速增加，商品交换和商品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信用的利用就愈广泛，补充资金的要求就愈迫切，要求有同这种状况相适应的近代金融机构。于是，银行就应产业发展的要求而兴起。
三、战争影响下中国的银行业兴起的特点
从19世纪末至今，中国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一百多年。银行从它的兴起到如今的发展颇具规模，这期间他的形成有它独特的特点。
中国封建经济下的金融机构钱庄和票号，没有直接演变为近代的新式银行。
辛亥革命前夕，上海钱庄尚处在橡皮风潮的余波之中，辛亥革命上海又发生了金融恐慌，1912年初，大批钱庄停业倒闭，数量由1911年的51家再减为20余家。此后，随着大量资金涌入上海，为钱庄增添了资金力量，钱庄又趋向于稳定，并进而发展。到1926年，上海钱庄增加到87家。资本额和盈利都有增长。钱庄继续发展的原因：1、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需要钱庄的支持，而商号同钱庄有来往的悠久历史，它们多同钱庄往来，同银行打交道的不多。2、一些银行还依靠钱庄代理收解，存款于钱庄，钱庄在业务中领用银行的钞券，这些都增加了钱庄的资金实力。3、外国银行仍然接受庄票以支持钱庄。
上海的钱庄，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有的推测钱庄的起源，属于“明朝那些事儿”。翻开《中国金融发展小史》，就有“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私营的钱庄、银号、票号等金融组织”的记载。《旧上海金融业综述》亦称“上海邻县常熟在明万历年间(1573-1619)，已有钱肆，估计这时国内外贸易已较发达的上海，不会没有钱庄”。不过迄今为止，比较靠谱的史料，是现存豫园内园中的一块碑文。内园是早年钱业公所的所在地，有一块1921年勒写的碑文中记述：县治北城隍庙有东西二园。西园即明潘恭定豫园，中更芜废，而玉玲珑三峰仅存者；东园一名内园，广袤不逮西园而幽邃过之。乾隆年间，钱业同人醵资购置为南北市总公所，以时会集……盖自乾隆至今垂二百年，斯园阅世沧桑，而隶属钱业如故。在内园另一块嘉庆二年(1797年)碑记上，还刻着乾隆年间上海各钱庄名录，尚可完整辨认的有82家。由此可见，上海早在乾隆年间，即距今二百多年前，就已在孕育着金融业“梦开始的地方”，钱庄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钱业公所也作为业界的统领，崭露头角。
钱庄的萌芽，用眼下时髦的说法，当数商铺经营的“混搭”效应，与米店、布店、煤炭店等有着牵丝攀藤的关系。上海开埠前，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伴随着商品交换与货币流通，资金借贷应运而生，于是不少商铺也捎带做些资金拆借的买卖。当时任钱业公会会长多年的秦润卿曾著文说：实始于旅沪绍人开设之煤炭肆，兼营小规模之存放业务，积之稍久，各方称便，业务日见发达，相继开设者日众，渐次形成钱庄之一专业。此外，早年的书报惯于用“钱米店”和“钱布店”字样，可见当年有些米店和布店也不甘寂寞，以兼营货币兑换和存放款为副业，做活生意。就这样，经年累月，款项进出日益浩大，金融调度日趋频繁，原先的“带带过”显然无法适应市场需求，于是反客为主，副业渐渐地做成了主业，钱庄业顺其自然，得有创业成功之机会。“钱业为百业之首”。钱庄业与工商业有着天然的相互依存关系，钱庄的作用是协助工商融通资金，商业需要的营运资金，有赖于钱庄予以短期的周转，同时，钱庄又靠广大工商业开展存放汇业务，两者唇齿相依，相辅相成。
旧上海的钱庄大多聚集在黄浦区。据1942年进泰来钱庄当学徒的夏弘宁老先生回忆，当年，宁波路、天津路、北京路、四川路等几条马路是钱庄的集中地，马路两旁挂着各式各样的钱庄招牌。即便在这些马路两旁的狭小弄堂里，也是钱庄林立，如天津路的福绥里、同吉里、鸿仁里；宁波路的兴仁里、同和里、永清里；北京路的清远里等。仅在兴仁里这条不长的里弄中，就挤挤插插布满了十一家钱庄，可谓“夹缝中求生存”。虽然钱庄规模有限，设备简陋，操作方法陈旧，而当时已经出现的洋商银行则资本雄厚，“一表人才”，似乎难以与其相抗衡，但钱庄在旧上海“小车不倒只管推”，仍然稳步经营，经久不衰，可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钱庄有着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土枪土炮”的钱庄，能在群雄逐鹿的旧上海金融市场站稳脚跟，分得一杯羹，究竟靠什么？洋商银行尽管规模浩大，但“大有大的难处”，成本高、开销大、调头慢，繁文缛节，水土不服；而钱庄经理土生土长，熟悉地情，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他们在上海扎根经营比洋商银行早，“先进山门为大”，而且对上海工商界的头头脑脑都熟悉，对外地携眷避居上海的富绅、官僚、政客也多有往来，易于营销。钱庄若能拉到这批客户，存款金额大，变动性少，可以长期运用生息，确是“宝大祥”的生意。同时，钱庄机构精简，分工明确，经理、襄理之下，分设清账、跑街、汇划、钱行、跑银行、洋房、信房、客堂（俗称八把头），连同所有学徒、栈司，少则几十人，最多也不超过一百人，薪金开支较少且工作效率较高。有个故事颇具说服力。豫源钱庄经理秦润卿，鉴于钱庄规模小，发展慢，征得豫源创业人的同意，于1919年2月改组为豫源商业储蓄银行，结果银行的营业收益反而不如钱庄多，只好硬着头皮“翻烧饼”，不出三个月，豫源商业储蓄银行关门大吉，改设福源钱庄，仍由秦润卿任经理，重整旗鼓，获得良好业绩。钱庄虽然小本经营，但收益不一定比银行少。
金融以信为本。很难想象，一个信用缺失的金融机构，客户敢拿自己的血汗钱往它的钱柜里扔。当年的钱庄庄票，曾被工商界人士誉为“金蝴蝶”，意思是庄票可以满天飞。工商界之所以信任庄票，源于钱庄为资本家的合伙组织，合伙的股东大多为工商巨富，不但负有无限责任，还负有连带责任。在合伙股东中，如出现不能垫付对外债务的情况时，则由其他富裕的股东连带负责清偿。钱庄有了股东支撑，腰杆子就更加硬朗了，庄票的信用与日俱增。还有钱庄与钱庄之间，也互为联号，结成“信用同盟”，例如福源钱庄、福康钱庄与顺康钱庄，成为经济上的三庄一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工商企业开出的银行支票，有时遇头寸不足，不能付现，变成“空头支票”；而钱庄开出的庄票，素有信用，到期付现，口碑一传，庄票比支票吃香。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上海辟为国际通商口岸，洋商银行相继在沪登陆。由于洋商银行在我国内地缺少分支机构，天地两不应，洋行买办深入我国内地推销洋货或收购物产，都要通过各地的经销商，而洋行对各地经销商的信用两眼一抹黑，这种跨越地界的买卖，全凭信用，因此必须请出八面玲珑的钱庄为之担当中介的重任。譬如经销商为洋行推销十万两银子的洋布，由经销商请其钱庄签发一张二十天期的庄票，洋行收到庄票就解入洋商银行，并将货物发给经销商，经销商卖出货物收到货款后立即归还钱庄的贷款。所以经销商推销洋货向钱庄申请贷款，乐于付出较高的利息和手续费，钱庄坐享其利。这般周而复始，钱庄信守承诺，经销商气定神闲，洋行买卖畅行，是谓三方共赢，皆大欢喜。难怪乎气势汹汹的洋商银行也不敢看轻钱庄，不得不与之“攀亲结缘”了。钱庄庄票名声漂洋过海，至今伦敦大英博物馆中还陈列有上海福康钱庄的一张庄票。
世事如苍狗白云。1952年私营金融业实行全行业改造，所有私营银行和钱庄都参加公私合营银行，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从此上海的旧钱庄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被收进了金融词典。此乃后话。
当然，本土钱庄兴盛一时，并不能成为诊治社会经济病症的灵丹妙药，随着西方银行经营理念的渗透，中资银行的推出，也就变得“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考量中国近代史，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银行的大概要数和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了。1847年他在《海国图志》中就向中国人打开了金融的一扇窗，介绍了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和其他的商业银行，并解读了英国的债券、银行券以及银行存放款和汇总等业务活动。那时，魏源还未提及银行两字，他只是把英文中的Bank翻译成“银局”。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商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这家银行原名丽如，其优雅犹如淑女一般，但是它做的生意当中，有一大宗却是鸦片。
无独有偶，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也曾向太平天国提出了七条建议，其中第五条是“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容闳将银行看成是一种新的制度，这是“吃洋面包”的经历给他带来的切身体会。这些建议虽然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而未能付之实施，但倡办中资银行的星星之火，因为商业和流通的呼唤，特别是受外国资本在华开办银行的刺激而开始思想的燎原。1892年，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提出了创建银行的条议。在他看来，“中国钱庄资本二三万，放款数十万，稍有倒欠，呼应不灵……为今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这是他看到旧式钱庄资本经营的弊病后，提出的以创办新式银行来挽救商情市面的设想。同时，他还连珠炮似的历陈开设银行的十大好处，诸如“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国家借款不须重息，银行自有定章，无经手中饱之弊”，“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致如肇兴公为洋人掣肘”等等。
中国人自己银行的出现，比外资银行晚了整整五十年。1897年5月，由洋务派官僚盛宣怀创立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亦建立在上海外滩，起名为中国通商银行。第二年即发行纸币。中国通商银行的英文行名开始为“中华帝国银行”，此银行的官方性质由此可见一斑。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银行，当推1906年在南市大东门外万聚码头开办的信成银行，其股东为华人富商和海外归来创办实业的游子们。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积极筹办中国通商银行的同时，“海归派”容闳更显开阔的思路，坚持先创办国家银行。为了向中央政府力陈己见，容闳广征博引，大展身手，“啃”下了1875年美国法律中有关国家银行法的^^文档。按照容闳的美好蓝图，政府先筹集1000万两白银作为国家银行的开办资本，其中200万两用于购置各种机器，重印制国债券及钞票，铸造银币，另外200万两用于购地建屋，其余600万两则存在银行库中，用以购买金银铜等贵金属，铸成各种货币，流通全国。容闳还主张仿效美国，“向美国财政部商酌此事”，“调查设立国家银行最良之法”。但是，容闳的国家银行计划，终因中国通商银行的面世而寿终正寝。
此外，中国的银行业间接地由民族自救和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的以及其产生初始就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大类也是在数百年来战争影响下，中国银行业的特点。
参 考 文 献
1、王斌，《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五个阶段及特点》，《改革与战略》，2011年
2、杨艳琳 余晗，《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战略——基于全球1000家银行排名状况的分析》，《广东金融学院院报》，2006年第2期。
3、葛兆强，《银行并购、商业银行成长与我国银行业发展》，《国际金融研究》，2005年第2期
4、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郭大勇， 欧阳昌民， 赵民，林文顺，曲天石，《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状况》，《财经界》2009年第9期
5、郭萍，《中国银行业发展情况简析——与典型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对比》，《北京商界（下半月）》,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