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危机模型综述
二、短期资本流入流出存在的问题
三、解决短期资本流入流出的负效应的措施
四、对管理短期资本流动的思考
内 容 摘 要
近年来由于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大量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资本，其不稳定性和短期可逆转性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形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主要研究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如何加强商业银行对国际短期资本的抵抗能力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所谓短期资本是指在一年期之内的资金流动，其特点是短期性及变动性。主要包括短期投资、贸易融资、投机活动、经营性的资本流动等。短期资本流人流出给缺乏外汇资金的企业带来生机，解决了它们临时周转的困难。短期资本流入流出既有有利的一面，又存在着弊端。如何使短期资本流入流出规范化，亟待我们探讨研究，加以解决。
在过去10年来，新兴市场频繁爆发货币危机，从1994年的墨西哥Tequila危机,到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1999年巴西危机,尽管每次危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它们却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危机前伴有大量的私人资本流入,危机时则迅速逆转。资本流动，尤其以银行为中介的短期资本流动表现出巨大的波动性，其与货币危机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短期资本的比率越大，危机的可能性则越大。因此，如果过度依赖短期资本流动，通常会导致货币危机。
短期资本流通对金融危机的影响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拥有最发大的资本市场，所以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必然会引起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国际资本在不同市场与不同区域内的重新分配，从而导致国际资本流向和主要货币的剧烈变化。金融危机和国际资本短期流动是相互作用的。金融危机会加剧国际资本流动，反过来剧烈的国际资本流动又会加深金融危机。因此正确地认识金融危机中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于危机应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短期资本是指在一年期之内的资金流动，其特点是短期性及变动性。主要包括短期投资、贸易融资、投机活动、经营性的资本流动等。短期资本流入流出给缺乏外汇资金的企业带来生机，解决了它们临时周转的困难。短期资本流入流出既有有利的一面，又存在着弊端。如何使短期资本流入流出规范化，亟待我们探讨研究，加以解决。
一．金融危机模型综述
九十年代以来货币危机的频繁发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货币危机理论也已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讨论的热点之一。在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货币危机理论模型中，依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强调资本流入对资本输入国实质经济部门以及金融部门造成的负作用。正是这些负作用，间接地引发了危机并削弱了国家抵御危机的能力;一类强调投机资本对固定汇率的攻击而直接引发货币危机。同九十年代以前的危机不同，这种危机并不一定是该国经济状况恶化的结果。
1.1 货币危机的道德风险模型
克鲁格曼 (Krugman,1998)认为政府为本国金融机构或大企业免费提供的保险，可能是一些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发生危机的原因。他认为这些国家中的金融机构及大企业集团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享受着事实上的政府担保。这种隐性的政府担保使得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国际市场借入资金，同时又使它们有很强的动机过度投资于股票、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以获取高额回报。这必然会造成巨大的资产泡沫，泡沫是不能维持多久的，当泡沫崩溃导致金融机构出现了大量呆账、坏帐使得政府担保难以为继时，外资就会撤出，并最终导致汇率制度崩溃。
为了分析方便，克鲁格曼在其模型中作了两个极端假设:一，金融机构没有
任何自有资本，因而金融机构本身不因放款失误而承担损失(亚洲国家的银行资
本充足率普遍低下确是事实);二，有众多的由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它们之间
相互竞争激烈，以至资产价格上升到，即使金融机构有政府担保，也不可能从这
些资产的投资中获得任何预期利润的水平。
考虑一个简单的两期模型。假定有一块土地，在第一期出售，在第二期实现
一个不确定的租金。显然，第一期的土地价格取决于第二期可能产生的租金(这
里不考虑土地在第二期再次出售的问题)。假定第二期土地租金为100元的概率
1/3，为25元的概率为2/3，若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即利率为零，则一个风
险中性的投资者愿意在第一期支付50元，(100 X 1/3+25 X2/3)，但对“赚了归
自己:亏了归别人(政府)”的金融机构来说，只要土地低于100元，它就有利可图。众多这样的金融机构参与这项投资的话，土地价格必然提高到100元，也就是这块土地最好情形下的价值。这多出来的50元就是资产泡沫。
将模型扩展到三期，假定前两期的结构与前面相同，第三期土地租金状况同
第二期，并且这两期互相独立，仍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在没有政府担保的情况
下，一个风险中性的投资者愿意在第一期支付的价格为100元(50+第二期转手价50元)。如果有政府担保，土地第二期转手价会被抬至100元，相应的，在第一期的价格将被抬至200元，从而又出现100%的泡沫。如果第二期只实现25元的租金，政府需要拿出75元偿付债权人;若第三期实现的租金也是25元，政府将其损失150元。
但政府的财力总是有限的，若它只能帮助金融机构偿清一次债务，那就可能
有出现资产价格暴跌，即金融危机。此时金融机构在第二期面临两种情况:(1)第二期土地实现租金100元，政府无须出面清偿债务，并可继续为第三期担保，这样第三期价格仍能维持在100元。(2)第二期实现租金仅为25元。此时，政府就得出面偿清债务，并且无力再为第三期的债务提供担保，因而金融机构也就无法再从国际市场借入资金，第二期土地价格就会由100元回落到50元，第二期租金加上转手价格就只有乃元，但由于第一期的债务是有担保的，所以第一期的土地价格仍会被抬至200元。由此可以看出，当第二期租金为25元时，就会出现价格暴跌的情况(由200元下降到了50元)。
这个例子虽然简单，但确实说明了一些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
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凭借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从国际市场借入廉价资金，
再转手以较高利率贷出，推动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膨胀。但任何泡沫都是要破
灭的，当金融机构的巨额呆帐使得挽救它们的成本过于高昂时，政府将不得不关
闭它们。外国投资者发现它们对这些金融机构的债权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安全时，
巨额的资本流入就会转化为恐慌性的资本外流，这些国家的货币不得不贬值。
亚洲金融危机中确实包含有一定的道德风险因素，但要确切估计这一因素到
底起了多大作用仍然十分困难。正如汽车驾驶员在开一辆装了安全气囊的汽车时
比没有这些装置时更不小心，但将交通事故归处于安全气囊恐怕很难令人信服。
并且，在危机发生前流入亚洲的大量资本中有多少是因为这些国家有隐性的政府
担保还是其他原因尚属疑问，毕竟有相当一部分贷款是外国银行直接发放给一些
和政府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的企业的，还有一部分资本以股票的形式流入，很难设
想，外国投资者投资于亚洲股票是因为他们相信，当这些国家的股市崩盘时，这
些国家的政府或国际组织会给予他们补偿。
1.2 货币危机的流动性风险模型
在各种银行挤兑模型中最著名的是Diamond和Dybvig在1983年创立的模型。这一模型的基本思想是，银行作为一种金融中介机构，其基本职能是将流动,睦较强的储蓄存款等贷款给不具流动性的物质经济部门，这种流动性之间的不匹配使得银行容易遭到挤兑。
雷德莱特和萨克斯(Radeletan dS achs,19 98)将这一模型推广到国际金融市
场，并用此来解释亚洲金融危机。雷德莱特和萨克斯注意到东亚国家的实际经济
不足以导致金融危机，因而认为危机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国际资本市场具有内在的
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于，即使借款人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但却会因缺乏流
动性资产并且无法再从国际金融市场筹集新资金偿还到期偿务而发生流动性危
机。
借款者从长期看有偿还债务的能力，那为什么资本市场不愿意提供新贷款以
帮助借款人偿还现有债务呢?雷德莱特和萨克斯认为，原因在于集体行动问题，假定单个贷款者都很小，无法提供流动性不足的借款人所需的全部贷款。贷款者整体虽然愿意借给新款，但作为个体，在其他个体贷款者不愿予以贷款时也不愿意单独提供。这样一个博奕可能的结果就是没有任何贷款者愿意贷款给该借款人，此时流动性危机就会出现。
假定一个债务人欠众多的债权人一笔债务D，在第一期需还需要aD，在第二期还(l+r)(1-a)D。该债务人有一长期投资项目，在第二期收回投资本利Q2，且Q2/( l+ r )大于债务的偿付现值aD+[(1+r)(1-a)D]/(l+r)=D。债务人由于投资需在第二期才收回本利，因而缺少现金流来偿付aD。再假定如果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每个独立的贷款人都将分别索债，投资项目就会搁浅，挽回的损失值只有Q1<D。
正常情况下，由于该债务人有能力最终清偿债务因而他可以在第一期借入一
笔新款，用它来偿还aD。又假设每个贷款者最多能贷款b(b远小于aD)，很明显，第一期贷款的进行至少需N个新的贷款者进入，N=aD/b。
这种情形下有多重均衡。“好”的均衡是，N个贷款者进入，现有债务得以
解决，未来的债务也可以解决，投资项目圆满成功。“坏”的均衡是，若贷款者
都决定不予贷款，即出现前面所述的集体行动时，债务人会因为流动性不足不能
按时偿还债务，债权人纷纷索债，投资项目搁浅并出现损失(因为项目残值Q1<Q2
/(1+r))。 事后每个单独的贷款者也会为其不予贷款而庆幸，因为债务人陷入了债务危机。
可以看出，在这一模型中只要新的贷款者决定不予贷款，流动性危机就会出
现，该债务人的投资项目成功还是失败己经无关紧要了。这说明，一国发生危机
与否并不一定与该国的实际经济状况有关，即使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也可能爆发危
机。
雷德莱特和萨克斯认为东亚危机是债权人对其他债权人行为的预期的强烈
波动诱发的。他们认为，这一理论与危机中几个重要性的事实相符:短期债务在
危机突然爆发时所扮演的角色;危机未被预料的特征;直到危机爆发前仍持续增
长的贷款等等。雷德莱特和萨克斯认为这是一个在解释最近几年新兴市场遭受金
融危机方面最成功的论点。
1.3 货币危机的投机性攻击模型
相比较前两个模型，投机性攻击模型更注重投机者在货币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在投机性攻击的第一代模型中，外汇市场的投机行为只是加速了危机的进程。而在第二贷货币危机模型中，这种投机行为则直接导致货币危机的发生，投机资本在危机中的重要性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3.1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克鲁格曼于1979年提出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是第一代贷币危机模型的代表。
其主要结论是，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与固定汇率制度相矛盾的，它将不可避免导致
外汇储备的耗竭，并最终导致汇率制度的崩溃。但是外汇储备耗尽的过程并不是
平稳的、渐进的，而是在某一时点上，预期货币贬值可以给自己带来收入的投机
资本会将政府手中的储备全部买下，从而会使固定汇率提前崩溃。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用来解释90年代以前的危机是比较成功的，很多实证
结果说明这一点。Blanco和Garber (1986)用该模型对19731982年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作了验证，结果表明，在1976年和1982年比索贬值前，影子汇率超过固定汇率的概率由平常的2--5%上升到危机前的20%. Cumby和Van Wijnbergen (1989)发现80年代中阿根廷盯住汇率制度被攻击的背后都有着国内信贷增长的因素。Edwards (1989)分析了19621983年间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中的39次货币贬值，发现每次货币贬值的前3年里，一些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比如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际汇率升值、经常项目赤字恶化等都与贬值有关。
1.3.2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
90年代爆发的三次货币危机显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发
生危机国家里宏观经济并没有恶化的倾向，经济指标大多处正常水平。比如墨西
哥1994年公共赤字只占GDP的0.5%, 1990^-1995年间泰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在一1.1%(财政盈余)和+3.2%之间，在欧洲国家中政府能够轻松地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因而也无须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弥补财政赤字。这些新的特征明显与第一代货币危机的假设相矛盾，因而它不能解释90年代的这三次货币危机。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试图解释这些新现象。同第一代货币危机相比，第二代
的货币危机有以下特点:(1)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危机的爆发不一定同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有直接关系，即使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也有可能爆发危机;(2)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政府的行为是非线性的，它不会机械地固守某一政策，而是令根据私人部门的行为(比如投机者的行为)作出调整:(3)危机有多均衡性。在同样的经济形势下，由于公众预期的不同以及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不同，可能会出现货币危机，也可能不出现;(4)危机具有“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特征。当人们普遍预期货币将贬值时，政府会发现维持原固定汇率成本高于收益，因则会放弃固定汇率工选择贬值。反之，当人们预期固定汇率仍将得以维持时，政府就会发现维持当前汇率平价收益大于成本，因而就会选择不贬值。
1.4简短的小结
上述几个货币危机模型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分析了危机发生的起因。克鲁
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注意到了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对外国资本流入免费的隐性担保的现象，克鲁格曼认为，正是这种隐性的政府担保导致了国内经济泡沫的产生，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投资者认识到这种担保不再牢固时，资本便会外逃，从而引起危机。
东亚国家政府的隐性担保可能确实吸引了很多外国资本流入的这些国家，但
该模型在解释资本为何突然急剧外逃方面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说经济泡沫化
现象和银行的不良债权的增加动摇了投资者对政府担保的信心，而引起资本外
逃，这种预期的改变也应该是渐进的，因为毕竟经济泡沫和银行中不良债权比例
过大的现象危机以前存在了多年，因此外资外逃以危机式集中爆发的现象就不能
获得圆满解释，尤其它不能解释既然在市场预期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为何直到危
机前几个月还一直有外国资本持续流入。
Radelet和Sachs的流动性风险模型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市场内生的结果，流动性危机模型注意到了危机爆发国中短期资本同外汇储备的比率都过高这一现象。它认为，尽管国家可能有足够的清偿力，但在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外国资本的集体行动可能导致该国发生货币危机。模型可以解释危机爆发的突然性，它虽然指出了“好”的均衡— 即固定汇率仍可继续维持的均衡，有可能跳跃到“坏”的均衡— 危机发生的均衡，但它实际上并没有说明“好”的均衡会为何会突然变成“坏”的均衡.在模型中虽然指出外国贷款人决定不予贷款的集体行动使得货币危机成为可能，但模型没有说明是什么使得贷款人决定采取这种集体行动。既然危机前固定汇率制度存在了多年，外国贷款人一直乐于提供贷款，为什么形势突然就改变了呢?这是模型没有回答的。
在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中，一个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其扩张的宏观经济
最终会导致外汇储备耗尽而发生危机，投机者的参与会加速危机进程。第一货币
危机模型能成功地解释80年代的货币危机但却无法解释90年代货币危机中出现的新现象。第二代货币危机更加注重投机者与政府的相互博奕。由于彼此行为的不同，博奕的均衡结果也不相同。在博奕过程中，投机者不但考虑宏观经济状况对政府行为的事前影响，更考虑宏观经济状况对政府事后可能采取的政策的约束。只要政府的行为可能受到事后的宏观经济状况的制约而受到限制，投机者就能利用这一限制大做文章。这样，危机的发生就无需以危机前宏观经济形势恶化为先决条件。与第一代货币危机不同，投机资本的作用不再是从属的、辅助的，投机资本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危机是否发生，它己成为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更接近事实本身。
在上述模型中道德风险模型和流动性风险模型着重分析了收入型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的关系，其中道德风险模型指出了资本流入对实质经济和金融部门造成的损害，流动性风险模型指出资本流入后期限结构和币种结构的改变增加了银行系统的不稳定性。投机性攻击模型则更侧重于投机者的行为分析，尤其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直接把货币危机看成是投机者与政府博弈的结果。表面上看来这两类模型并无多大联系，但实际上两者是可以统一在一个框架下的。道德风险因素和流动性风险因素虽然指出了实质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存在着的有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隐患，但它们并没有指出是什么使得这些隐患成为现实以及怎样成为现实，而投机性攻击模型恰恰指出了投机者的投机行为是引发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同样地，投机者在攻击目标的选择上也往往倾向于那些实质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存在缺陷的国家的货币，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会造成政府抵御攻击的能力下降，攻击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尽管这些国家实质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的缺陷不能完全归因于收入型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但它们也毕竟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二、短期资本流入流出存在的问题
2.1短贷长占，变相扩大投资规模。
国家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中长期外债不得高于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之间的差额，企业投资超过投资总额向外举债，无法列为中长期外债管理。但是对外商投资企业一年期以内的短贷在外管法规上比较宽松，既不必事前审批，又可以作为外债登记购汇还贷。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在缺乏外汇资金时，就采取向银行借一年期以内的外汇周转头寸，绕过对中长期外债的管理范围。外商投资企业以一年期内不断地对外借入和还债，把借入的短期外汇资金用于中长期投资。由于中长期债务与短期债务政策上的差别，外商投资企业变相绕过严格管理中长期贷款规模规定，长期占用短贷资金用于中长期投入。
2.2法规上宽严悬殊。
现在我国企业分为：国有、集体、私营、个体、三资等类型。在外汇管理法规上大致只分为国有、集体和三资企业的管理办法。对于企业借用中长期贷款，法规规定中资企业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方能到境外借债、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国有企业即使需要短期外汇资金，也是在国家有关部门下达指标范围内使用，按时归还。私营、个体、集体到境外筹资则是一件难办的事，在无法取得批准的情况下，有的违规借入债务，对于今后归还：有的是从地下钱庄汇出；有的从黑市买钞携带出境；有的以低报价截留外汇在境外等。然而，三资企业向境外借人短期债务不必事先审批，只要借债后按规定时间到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即可结汇和购汇还本付息，他们之间举债行为在法规上严宽悬殊太大。
2.3向在华外资银行借入短贷所占比重较大。
企业向国内金融机构贷款外，还向国外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国外出口商或企业、在华外资银行借入短期贷款。2000年，福建省短债结构比例：向在华外资银行借入占全省短期外债68％左右，向国外出口商或企业借入占全省短期外债23％左右，向国外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借入占全省短期外债9％左右。向在华外资银行借入短贷的原因：(1)成本较低。如在华外资银行短贷有时利率较低，以借入一年期美元为P+1—2，而向国外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贷入一年期美元利率一般为P+3—3．5。且企业向在华外资银行借入和汇出外汇资金在途时间占用短。(2)允许在华外资银行为中资企业进口项下融资服务的业务，增加了在华银行短贷机会。企业向在华外资银行筹借短贷比例过大，一则构成对国内金融机构贷款业务的严峻挑战；二则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外汇转换人民币使用，加大占压人民币压力；三则对央行实施外汇负债管理只能在比例上控制，对数量控制难度大，不利于金融风险的防患。
2.4高息借债现象较为普遍。
高息借款现象越来越普遍是短期资本流动的另一个问题。
2.4.1母公司在境外融资转借给子公司。
由于母公司提供的资金通过融资渠道取得，加上外商投资企业有的受母公司控制，从企业的资金调动、进出口产品和采购材料等都要接受母公司的指令，母公司受理此事，需要人工、保险等服务贸易费用，两股成本加在一起，使外商投资企业对母公司的融资成本无形中明显高出银行利率。
2.4.2出于转移利润目的。
有的企业利用高息向母公司借债的形式，提高利息回报，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减少企业交纳所得税，把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境外，企业的经营风险留放在境内。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存在，外汇管理部门至今尚无办法制止，应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三、解决短期资本流入流出的负效应的措施
3．1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调控短期资本的流出流入。
以经济手段调节，无非是从利率、税率、价格、汇率四大经济杠杆做文章，这里着重建议国家以税收为主体合理征收国际金融交易税。这种措施始于詹姆斯·托宾于1972年提出对所有与货币兑换有关的国内证券和外汇即期交易征收税率统一的国际税；他又于1978年提出通过交易成本的上升可降低全球资本的流动性和各国货币汇率的波动性。通过征收金融交易税，利用税收体系来减少不确定的资本流动，从而减少汇率、证券、价格等金融要素的波动。一般说来，对短期资本流入征税的效果大于对长期资本流入进行征税的效果。对短期资本以高息借贷要课以高额利息累进税制加以解决，防止企业以高息借贷转移利润。对中长期资本在税赋区别于短期资本，这样无形中助长了中长期资本的稳定。同时适当地采取行政手段，如对短期资本违规流入，依法处罚。采取上述两者的结合，依法调控短期资本有序流动，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将起较好作用。
3.2制定合理有序的短期资本流动法规。
资本流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货币资金盼流动，制定短期资本流动法规要从负效应的角度上加以考虑，且要在中央银行稳健货币政策下进行。主要是对银行的外汇负债进行限制，制定禁止金融交易工具交易或禁止某些与贸易无关的金融交易等。如目前国家制定禁止在华外资银行为中资企业办理进口项下的融资服务业务，只能为企业办理如出口押汇、打包放款等出口融资业务。还要充分发挥两种资源、两种货币的能动作用。适当放宽外商投资企业的中长期债务的管理，实事求是地让外商投资企业补办短贷转为中长期投资，允许中长期资本展期。同时积极利用本地资源，配合中央银企短贷本地化和本币化，减少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
3.3继续发挥银行同业协会的作用，合理调控利率，促进短期资本正常流动。
近年来，银行同业协会在调控利率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公开操作强化利率杠杆的作用，及时有效地调节利率，紧密地和国际市场利率接轨，防止外资利用汇利差套利套汇，来维护金融秩序。特别从当前全球范围来看，由于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不合理以及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无序性和危害性，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对国际资本流动监管更加趋于谨慎。只有充分利用银行同业协会的调控利率影响力，在国内建立健全统一发布具有权威的利率制度，使短期资本流动更加合理有序。
3.4紧密配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
短期资本流人根本的问题之一是在于市场上借贷本币困难，造成向外借人外汇资金，再转为人民币，由此外汇占压人民币数额大。中央银行可以根据短期资本流人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调控：(1)适当放宽项目好的人民币贷款条件。(2)采取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政策。(3)消除与国际惯例不吻合的法规制度。(4)在试点的基础上适当放宽允许在华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增加人民币投放量。(5)随着加入wTo在即，对在华外资银行的市场准人要求归为和国内银行的管理体系。外汇管理部门要围绕央行货币政策，发挥自身职能优势：(1)跟踪短贷资本流动占压人民币的用途。(2)密切注视短期资本流动数量、币种、方向，防止国际游资冲击外汇市场。(3)制定短贷预警系统体系来统计监测其合法性，(4)采取扶优限劣政策，对创汇好的项目优先扶持。(5)外汇储备部门适当干预外汇市场。(6)按照国际市场汇率走势及时测算符合我市场汇率干预短贷有序流动。
四、对管理短期资本流动的思考
东亚危机之后，许多学者提出资本流动尤其短期资本（所谓“热钱”）是导致新兴市场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应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资本控制给予新的解释。Krugman（1999）直接针对新兴市场经济提出对那些不适合货币联盟或自由浮动的国家应限制资本流动，Stiglitz(1999)、Ito(1998)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管理并限制资本流动。在国际经济界，中国和印度一直被视为长期实施资本控制的国家。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这两个国家在东亚危机中保持了资本项目的管制，才使其免受东亚金融危机的传染。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以金融压抑为代价维持低效经济发展的模式已越来越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放松管制，金融全面开放。当然这个过程是充满风险的，我们必须谨慎视之，充分考虑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性特点，趋利避害，有顺序地逐步推进。
参 考 文 献
钱荣望主编,国际金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丁一凡,平衡木上的金融游戏．2002年1 2月第1版.
戴相龙,防范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冲击．金融时报，2002年.
周新辉,“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研究”，《金融研究》，1999年第2期.
方天梯、曹桂元“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效应分析”《上海金融》200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