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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
一 中国银行兴起的时代背景2
二 中国近代银行的发展3
三 各个战争阶段的中国银行业5
（一）北伐战争时期5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5
（三）抗日战争时期7
（四）解放战争时期10
四 结论13
参考文献14
内容摘要
银行与银行制度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依据对历史^^文档的发掘，中国的银行或银行业，产生于18世纪二三十年代，其时正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已萌芽并得到发展。这与地中海以及欧洲国家的银行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发展是一样的。而本文侧重于中国银行在各个战争时期的表现，中国近代除开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本文重点论述中国银行在北伐战争、土地战争、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四个时期的特征，依时段进行了粗浅的探讨。
论战争时期中国银行业的特征
一 中国银行兴起的时代背景
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紧，中国的社会经济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国被迫开辟通商口岸，从鸦片战争后的5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帝国主义设在中国的企业日益增多，19末叶，外国洋行已达933家。外国侵略者在洋行、银行、工厂中豢养了大批买办。这些买办收受回佣，巧取豪夺发了大财。同事，封建官僚通过办洋务、办外交、借外债等，从中捞取了大量财富。从1840年到1894年这一时期的买办收入，估计达4亿两。“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而官僚资本所积累的财富成为开办新式银行所需要的首要条件—货币资本的主要来源。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原有的帐局、钱庄、票号已不能适应需要了，客观上要求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银行来调剂融通资金。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银行，操纵金融业所榨取的高额利润，也大大刺激了中国人自办银行的意图。中国新式银行的产生，带有社会历史的特征，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现代化， 亦称近代化或中国早期现代化，是指中国近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转型，从根本上说它是与传统相比较而存在。相对于传统的金融业而言，19世纪末中国新式银行业的出现，即标志着中国金融业现代化的萌生。金融机构的应运而生，金融业务全方位的开展，金融管理的法制化，这一切都有力地表明，民国建立之后中国金融业近代化方向的发展趋势。在中国金融业现代化的历程中、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先后出现、改名，既表明中国近代银行现代化萌生，又说明其现代化的延展。
二 中国近代银行的发展
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是中国现代新式银行业的发端。大买办官僚、铁路大臣盛宣怀，在1896年为急需设立银行的奏折中说，外国“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挟持。”可见，他是打着“杜洋商”等名义提出要办银行的。其实盛宣怀的所谓“杜洋商”只是要求不受重利之挟持，不吃磅价之亏损，所谓挽外溢以足国者。也就是买办资本要从帝国主义攫取中国的巨额利润中分得一杯羹而已。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于1904年清政府诏准创办了户部银行，1905年8月29日总行成立，至1908年正月奏定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1912年又改称为中国银行。它是具有国际中央银行性质、管商合办的银行。它是可以铸币发行代理国库总揽全国金融的最大的一家银行。
到1906年中国才出现第一家纯粹私人经营的新式商业银行，即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创办者是清政府三等顾问等人去日本考察银行回国后仿照日本各银行业务，以商业银行兼营储蓄业务，开中国银行办储蓄的先河。
1907年，镇江尹寿人创办信义银行，总行设立于镇江，有10个分行。因该行滥发通用票，1909年，因挤兑而倒闭。
1907年，浙江铁路公司应浙江省人民自筹铁路股款之需，设立浙江铁路兴业银行，后又改称“浙江兴业银行”。该行股本为100万元，总行设在杭州，分行设于上海、汉口、天津、北京等地。它是一家比较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
1908年浙江宁波李云书等人集资合办四明商业储蓄银行，设总行于上海，分行设于宁波、南京、汉口等地。股本总额75万两，有发行钞票之权，为官商合办银行。
虽然中国很早就出现了银行业，但是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结构相适应，帐局等银行业都是结构落后的小银行，也没有实现现代银行的转化，中国传统、落后、简单的社会结构无法产生出现代银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巨变，中的现代银行是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巨变，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下产生的，带有外生性的特征。用历史的眼光考察中国近代银行业得产生、发展，具有的现实意义是：中国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必须以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为前提条件，离开中国的现实经济条件孤立地谈金融改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三 各个战争阶段的中国银行业
（一）北伐战争时期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在我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逐渐开展起来，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地主豪绅的农民革命斗争。农民协会掌权后，打破封建秩序，为活跃农村经济， 便利农民借贷，不少地区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货币。这是中国革命最早的人民货币， 据了解，这时期发行的货币已收集到九种。此时的中国银行业因军阀割据，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银行，规模小，制度不全，账目混乱。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任务。“ 八一”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九月，毛主席领导了湘赣边界的起义，并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党又创建了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为了保障军队给养和生产建设的需要，各革命根据地都建立了人民自己的银行：如农民银行、劳动银行、平民银行、工农银行、苏维埃银行等，这些银行都发行过纸币，还铸造过银币、铜币等。其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1928年5月成立了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在井冈山上井村创办了造币厂铸造银元。当时，设备很简陋，只有火炉、风箱、铁钳、铁锤、花边模、压模等，铸造了带“ 工” 字的银元，表示工农苏维埃的意思，这是新型金属货币的开端。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2年2月，开始营业发行纸币、银币、铜币。据统计，从1927 年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北上抗日止，各革命根据地银行共发行过三十多种纸币，铸造过十几种银元，基本上解决了各根据地军需民用。这对保障战争供给，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持生产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34年10月苏维埃国家银行随红军转移，红军用担子挑着银行的资财和印钞机等材料，步行二万五千里，一面和敌人作战，一面筹集资金，1935年10月月，胜利到达陕北后，苏维埃国家银行由出时的十四个同志只剩下八个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后又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这个时期的中国银行业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创办的政府银行，一部分是中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互助合作社。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两个政党各自为政组织银行，当时的银行发展是为了各自的组织服务的。
（三）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时期，迫于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为适应战争非常之需， “国民政府即假手四联总处，联合中中交农四行的同时，不断采取措施进一步扶植中央银行，扩大其权力，以期中央银行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从而强化健全国民政府战时金融垄断体系。”在战时特殊环境推动下，中央银行的三大职能日臻完善，现代化走向基本成熟。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货币金融改革，强化中央银行地位，逐步推进中央银行的现代化进程。
1、构筑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 四行二局”金融垄断体制
中国、交通两行历经久远，实力雄厚，信用显著。国民政府为提升中央银行地位，自然拿二者狠祭垄断全国金融之刀。1928年、1935年国民政府先后对两行增资改组，分别将其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和全国实业银行，将其纳人了国家金融管理体系之中，和中央银行联结一起变为“三位一体”的国家银行，增强了二者对中央银行的认同感和利益同属感，1930年南京政府通过法令设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并于1935年将其改组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先后设立中央信托局、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至此，“ 四行二局”金融垄断体制初步形成，为中央银行的现代化结构夯筑了坚实基础。
2、实行废“两”改“元”的新货币单位制度
废两改元在提高中央银行地位方面着力颇重。财政部在对交通银行的致电中称“本部为准备废两起见”，“特函请贵行会同中央中国银行，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合组机关，详拟办法，陈部核定施行。”1933年3月8日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抄送该会组织大纲及办法函中言及“本会设主席委员一人，就中央银行代表中推定之”。1933年4月5日财政部致中央中国、交通三总行电中宣称：“ 至持有银两者得依照本位币铸造之条例，请求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送交就地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行使，以资便利。”废两改元充分说明了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的趋势，中央银行在废两改元后真正体现了其货币发行机构的重要地位。
3、法币政策的实施
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发布的《施行法币布告》彰显了国民政府加强金融垄断， 集中货币发行权， 强化中央银行地位的意向：“ 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 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 所有完粮纳税及公私款项之收付， 概以法币为限” ， “ 曾经财政部发行之银行钞票? ? 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 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之新钞已发收回之旧钞， 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这些规定无疑使法币的无限法偿地位从法律层面上得以确立， 标明国民政府对银本位的正式放弃而以法币为单位， 而且中、交、农三行以外发行钞票由中央银行逐步换回， 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银行的权力， 为其独享货币发行权成为银行的银行做了过渡性准备。
抗日战争期间正是国民政府刻意构建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全国金融垄断体制，使得中央银行现代化得以开启和推进，这个时期的银行业特征主要体现在中央银行的特征上。
1、独占货币发行权， 集中存款准备金。
1942年5月四联总处制定了《统一发行实施办法》， 该办法规定：自1942年7月1日起，所有法币发行归中央银行统一办理， 中国、交通、农民三行到同年6月30日止发行的法币准备金限于7月30日以前全数移交中央银行。
1942年7月14日又规定《中央银行接收省钞办法》：所有各省地方银行的存券和准备金， 均归中央银行保管。至此， 独享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 于法律和实践上俱成为“ 发行的银行” ， 而实现货币发行权统一， 一般被视为中央银行制度成熟的最主要标志=：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是中央银行调节和控制商业信用活动的政策工具， 这一权力的最终获得， 有利于战时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发挥。
2、实现国库的统一代理。
统一代理国库是中央银行成为“政府的银行” 的三大标志之一。中央银行初立之时， 在代理国库方面， 中国、交通两行与之争夺秋色， 中央银行职能很不完善。1938年6月《公库法》颁行后， 中央银行代理国库职能得到强化， 但由于中交农三行对代库业务事实上的经营， 且地方银行代理公款依然故我， 中央银行对库款未能实施有效控制。1942年7月， 中、交、农三行不再对政府负垫借款项之责任， 国库由中央银行独家办理。
3、统一管理外汇。
抗战爆发后， 日伪大量套购外汇， 动摇了法币的准备基础， 对战时经济造成严重威胁。为此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外汇统制政策， 并将此项权力向中央银行集中。1938年3月财政部公布《外汇请核办法》、《购买外汇请核规则》， 中央银行开始统制外汇。1942年四联总处公布了《统一四行外汇管理办法》规定外汇收付集中由中央银行调拨> 中央银行统制外汇权力不断强化。1945年4月中央银行成立外汇审核委员会， 具备了对经营外汇银行（包括外商银行在内）的特殊管理权。统一外汇管理权的获得增强了中央银行履行“政府的银行”职能。
4、充当最后货款人
充当最后货款人是中央银行在银行的银行方面必须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也确立了中央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1942年四联总处规定：“凡政府机关核定经费预算及税收指抵借款，中交农三行及其他金融机关重贴现、重抵押或同业抵押、拆放方式透借款项暨政府特准之贷款， 由中央银行承做。”各行因承做贷款与投资，感觉头寸不敷时，得以重贴现、转抵押向中央银行融通资金。如此，中央银行担当了最后贷款者之重任。
（四）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 中央银行的现代化呈现出独特现象：一方面现代化在基本成熟的基础上继续扩张；另一方面中央银行的现代化职能未得到正常发挥反而被扭曲。现代化的扩张与扭曲交互作用，导致了中央银行现代化的异化。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极度扩充金融势力， “金融垄断的广度和深度是抗日战争时期无法比拟的，”官僚资本急剧膨胀，为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完善发挥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奠定了雄厚根基。就中央银行而言，权力日隆，现代化于基本成熟基础上不断延展深化达到较高境界，1948年10月四联总处寿终正寝， 中央银行从形式到实质终登金融权力之巅峰。
战后，中央银行作为国民政府金融垄断体系核心，本应充分利用国家金融资源最大限度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 营造健康、稳定、有序、规范的金融环境，以促进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然而， 现代化的中央银行却被国民政府强行绑上了反共反人民的战车， 被迫踏上了疯狂发钞、榨取与掠夺的不归路。结果造成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和人民生活的更加恶化。中央银行的现代化功能不仅没有得到正常发挥，在国民政府反动政治支配下却成了诸多战争苦难的制造者，现代化功能遭受极度扭曲。中央银行现代化继续扩张与现代化功能扭曲的交织， 凸现出该时期中央银行现代化的总特征：现代化的异化。
1、中央银行权力膨胀现代化扩张愈甚，国民政府更想也更容易凭借其进行发钞、掠夺、榨取，相应地，现代化扭曲程度愈深，对社会的榨取与危害亦愈巨、导致社会承受力急剧下降。随着内战进行， 国民政府必须继续向社会索取更多的资源方可苟延残喘，由于社会承受力受到严重损伤，国民政府只有赋予中央银行更大的权力才能达到不断索取的目的，与此相伴的是中央银行现代化功能扭曲加深。如此循环，中央银行现代化扩张与扭曲交相为恶，制度的先进性与功能的危害性之反差更是鲜明。这种怪象，用“异化”加以形容未必不妥。
2、抗战时期中央银行的现代化程度并不及解放战争时期的，这是明显的事实。抗战时期，中央银行在稳定战时金融，发展大方后经济，支撑战时财政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解放战争时期，现代化更趋成熟的中央银行非但不能挽通货膨胀之狂澜、扶国民政府反动统治于将倾，反成了国民政府的殉葬品。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受控于政府，相对独立性极弱，这是共识。我们认为对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央银行关系的认识若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是不够全面的。解放战争后期， 在国共两党大局日益明朗化、国民政府债信沦丧、美援愈少、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民心向背愈发鲜明和社会承受力日趋崩溃的形势下， 国民政府赖以挣扎的唯一凭借就是发钞。毫无疑问， 国民政府对掌握发钞大权的中央银行由先前的绝对控制便演化为相对依赖直至绝对依赖。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用现代化的异化解释这种关系演变也并非不当。其实， 从国民政府与中央银行关系演变的背后， 我们不是不可以洞察到较深层次的内容。中央银行现代化属于经济现代化的范畴， 国民政府自身政治立场及其对于中央银行现代化的态度包含于政治文明。随着中央银行现代化的推进， 国民政府政治文明将要面临四种选择：积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以正面应对中央银行现代化， 谋求两者的相互协调、相互推进； 政治文明停滞不前， 在中央银行现代化面前依然故我；政治文明对中央银行现代化采取中庸态度， 与之若即若离；政治文明自我降格从反面对抗中央银行现代化。后三种选择从本质上说都是政治文明消极无为。或早或晚地将被中央银行现代化淘汰或抛弃。归根结底， 这几种选择仍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哲学原理之内。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实际政治作为来看， 国民政府对中央银行的现代化显然做出了第四种选择。央行无罪， 受控其罪。解放战争后期， 中央银行现代化之所以被扭曲、异化，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文明自我降格从反面应对中央银行的现代化。最终，政治文明的倒退扼杀了现代化的中央银行。
四 结论
战争时期的中国银行业因先天不足，中期早熟，后期异化，虽然它的历史走向及特征固然有其内在联系。但是先天不足未必导致中期早熟，中期早熟可以通过产业发达和良好金融环境的营造而，避免，后期也并非注定要异化，它可以通过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来解决。可是，中国战争时期的银行业都错失了这些。因此，中国的银行业不是直接由工业资本发展而产生，它是间接地由民族自救和民族工业的发展促成的，中国封建经济下的金融机构钱庄和票号没有直接演变为近代的新式银行；中国的银行业从一产生就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大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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