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通货膨胀开始阶段
2.恶性通货膨胀成长阶段
3.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与法币体系
4.恶性通货膨胀及金圆券对人民的掠夺.
5.银圆券的崩溃
6.信用膨胀与通货膨胀
7.外汇黄金政策与通货膨胀
8.官僚资本的逃避与通货膨胀
9.通货膨胀过程中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内 容 摘 要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连续十多年年的抗战与内战，通货膨胀成为中华民国最后时期的突出特征。长期的战争损耗以及大片国土的沦陷，已经使国民政府的财源枯竭。为支持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钞，从而引发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
抗战胜利后，为了筹集发动内战的资本，国民政府又以更大的力度发行纸币，从而也将通货推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物价飞涨、物资短缺是其突出表现。在物价飞涨声中，各阶层人民的实际工资逐渐下降，他们的具体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购买力的减弱以及物资的短缺，使大多数民众的基本生活由艰难而陷于绝望。
抢购风潮之后，国民经济更是全面崩溃，广大人民也因食粮的缺乏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感到生活无法维持的时候，他们对政府自然失去信心。一个失去民心、经济崩溃的政府，即使不存在军事失利、政治破产等问题，也同样难以逃脱覆亡的命运。
论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通货膨胀
国民政府时期的通货膨胀，较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尤为严重，在抗日战争时期法币就急速贬值。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于蒋介石为发动内战筹措军费，进一步把中国人民拖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深渊。
1.通货膨胀开始阶段
自国民政府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后，即大量增加发行，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法币流通情况尚属正常，外汇尚能按规定汇率自由买卖，一般物价也很少出现波动。 待抗战爆发后， 物价已有上涌趋势，但其幅度仍不很大。自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连年财政入不敷出，收支差额愈形悬殊，加以军事屡屡失利，财源枯竭，发行公债的办法已行不通，便开支印刷机大量印制法币。纸币无限制的发行，引起物价无止境的上涨，二者互为因果，一发不可收拾。
抗日战争初期，通货膨胀和缓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人民群众坚决拥护抗战，因此对国民政府所发行的纸币给以信任，并且通过认购公债等方式予以支持，这对于国民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减少法币发行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战争初期历年农业收成较好，因此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价格上涨较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上海抛售外汇，美英继续在中国倾销工业原料和工业产品，对市场物价也起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抗战初期，人民群众在战争和大转移过程中，携带的现钞数量增加，货币流通速度也趋于缓慢。战局展开以后，内地与口岸间的交通间的交通路线距离遥远，因之商业资本的周转速度，较战前减低不少。 由于上述政治及经济因素的影响，使物价上涨的速度慢于货币发行增加的速度。
2.恶性通货膨胀成长阶段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未能成功地抵挡住日军的攻势，中国重要农业、工业产区大部丢失。财政收不抵支状况日益严重。抗战前的1936年，财政支出亏短已在2亿元以上，抗战爆发后，开支激增，除了发行公债外，主要靠银行垫款，最终是依赖发行钞票。
越是小工商业者越受到层层盘剥。对农民压榨最重的是征实和征购。征购的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甚远，有时还不用现钱，而是搭配一部分转眼就不值钱的库券或征购代价券。1941年起实行田赋征实，国民政府强迫人民由受日益贬值的法币，而农民在缴税时必须缴纳实物。这种掠夺式的财政政策，严重破坏了后方农业和工商业经济的再生能力，加速了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统治区工农业生产日益衰退。粮食产量普遍下降， 国民政府一贯依靠美英帝国主义，在战前，不但工业品以及一部分工业原料不能完全自给，就是农产品也须从国外进口。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物资输入减少各种器材缺乏，使整个生产能力降低。1941年实是后方工业发展的顶点，此后即开始走向衰退。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工农业生产的衰退，使投入流通的商品大大减少，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相应降低。而国民政府的军政开支却迅速增加，财政赤字也相应增大。国民政府企图更多地向人民借债，但是，战事旷日持久，一面币值低落，一面物价高涨，宣传失其效力。人民群众并没有因为战事旷日持久而失去抗战热情，只是由于国民政府丧失人心而拒绝支持。后来国民政府改用“派募”，即以摊派方法推销公债，无异宣告公债政策的彻底破产。同时，沦陷区的法币开始回流， 解放区为防止法币贬值的掠夺，决定发行自己的货币，所有这些都使法币的流通地区大大缩小。同时，人民群众为减少法币贬值所带来的损失，迅速推出法币，又大大加速了货币流通的速度。因此，由于商品流通量减少；由于法币自沦陷区大量回流，汇集到国民政府所统治的西南西北一隅之地；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大大加快，自1939年起，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了货币增发的速度，进入了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阶段。
由于不断增加军政开支和进行国家垄断资本投资，国民政府财政赤字巨大。 庞大的军政费用带来庞大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又依靠中央银行垫款解决。
国民政府解决财政赤字的途径，就是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政策。为了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国民政府偷偷修改了法币的发行准备制度。国民政府于1939年9月8日公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规定：“法币准备金于原有之金银及外汇外，得加入下列各款充实之：一、短期商业票据；二、货物栈单；三、生产事业之投资(即股票)”。 于是现金准备的内容已非“金银外汇”，而是票据、股票、栈单。解除这些束缚以后，国民政府就可以更加放手地进行通货膨胀了。
法币于1939年进入恶性通货膨胀阶段。 国民政府发行一度变换花招，发行“关金券”，以20元兑100元，当时人们认为关金券靠得住，曾出现暂时的稳定。后来关金券越来越多，人们才知道上当受骗，于是把关金券视同为法币。
接着而来的是市场货物奇缺，有钱买不到东西，物价不断飞涨，不得已只好加大票面。于是1000元、5000元，10000元的巨额钞票大量出笼，浙江丽水民宅的门窗，入冬窗纸，而纸的价钱不止1000元，于是有人用1000元的钞票糊窗户了。
3.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与法币体系
法币的通货膨胀，由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而进入了加剧和崩溃阶段。
抗日战争结束时，各地物价和黄金、外汇价格普遍猛烈下跌。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而且国民政府手中还握有黄金400万两，美汇9亿元，又从沦陷区接收了大量敌伪产业，这对于整顿金融稳定法币都是有利条件。
但是，国民政府为了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变本加厉地继续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1946年预算支出为25000亿元，而实际支出则为55000亿元，超过预算一倍以上，其中军费支出约占总支出的2/3。巨额赤字完全靠增发法币弥补。5000元、10000元大额钞票陆续出笼，同时还印发大量的200、500、1000面额的关金券。随着内战日益扩大，法币的发行数量也更加庞大，其对内对外价值一落千丈。
就连国民政府也承认“自1945年起，发行膨胀，速度比抗战时更快”。“1947年6月增加额比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总增加额还多”，国民政府承认：“印刷机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钞票”，“钞票不够”。连法币的印制，也靠美国，1947年国内仅印58万亿元，国外印刷达137万亿元。“所有运输工具大都以飞机是赖。当飞机运到目的地，亦因物价上涨不合需要，时有徒劳往返之憾”。1947年11月27日中央银行监事会决议，刚印好的50元、100元新券因“用途已少，分别煮销”。
国民政府只得承认，这是“狂奔性通货膨胀威胁”，法币“膨胀的恶性循环”，其危险性“比共产党叛变更为广泛”，“物价狂涨已推翻了社会秩序和政治信心”。
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速上涨，出现了10万、50万面额的法币，1948年美金券5万元大钞(等于法币100万元)也出笼了。纸币发行达到天文数字，物价却比它更快地飞上了天。当时有人比喻说，战前够买一头牛的法币现在还买不到一根火柴。这话并不夸张，如果认真地计算，恐怕只能买1/3根火柴。
正当工商业凋敝已极，只有在投机买卖中出现一片假繁荣，由抗日战争时的“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变成“囤不如金，金不如汇”， 有人统计，100元法币的购买力，1937年可买两头牛，1945年可买两个鸡蛋，1946年可买1/6块肥皂，1947年可买一个煤球，1948年可买1/5两大米，1949年可买1/50万两大米。
常言道，通货膨胀要靠通货膨胀来维持，就是说通货膨胀到一定阶段，会自动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加速，这个速度如此之快，连它的发动者都叫苦连天。于是蒋介石等人便决定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
4.恶性通货膨胀及金圆券对人民的掠夺.
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所有以前发行的法币，以300万元折合1元，实质上就是废弃法币，而一张100元面额的金圆券，就可等于3亿元的法币，这样，纸币的最大面额就由原来的法币500万元币券，一跃而为3亿元了。
发行金圆券更重要的目的，是凭恃武力掠夺金、银、外汇。国民政府的法令规定，不在限期内兑换或存储者，“其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债券一律没收”，外汇资产不登记者，“外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依靠这种政治暴力，自1948年8月23日至10月底，国民政府掠夺了黄金1654970.190两，白银9038535.166两,银元23546860.29元,以及数造成元美钞,合计共约值2亿美元。
国民政府宣布金圆券改革后，已值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时期。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旋即胜利进行，国民政府已风雨飘摇，因而金圆券的发行迅速增加。不足三月，就由8月20日的2亿元，增加到11月9日的19亿元。在国民政府的限阶政策下，1948年10月2日，上海首先发生了抢购风潮，市民见物即买，深恐一夜之间因币值大跌而深受损失。 到9月30日，政府决定收购金银期限延长到10月底。这一决定的公布，无异于宣告金圆券信誉扫地。人们明白新币资金积累的空虚，物价控制在8月19日水平已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商店的商品被抢购一空。 天津“百分之九十九的货架都空空如也”。北平“米麦粮食店早已十室九空”。后来发展为全国规模的抢米风潮。“上海抢米风潮，一天达二十七处之多。抢购的范围已扩展到一切可供充饥的食物”。“米荒使整个上海的各种机构陷于瘫痪之中”。商店的货物卖掉了，补不进货，因为厂里补不进原料，纷纷宣告停工，最后形成的已经不仅仅是金圆券崩溃的局面，而是整个经济崩溃的局面。
金圆券20亿元发行限额正式宣布撤销以后，11月当月即增为33.94亿元，12月为83.20亿元。进入1949年后，更是疯狂增加。3月发行金圆券5000元及10000元大钞，4月又再发行金圆券5万元和10万元大钞，5月再发行50万元和100万元大钞(亦即为法币3万亿元券)。中央银行还印就了500万元券，但未及发行，上海就解放了。而这时的物价，已不是几日一个大涨风，而是一日数次大涨风。上海有一家商店，就曾一日改换了16次商品标价；城市中市场的买卖，已都是以黄金、美钞或银元标价，农村中则盛行物物交易。各地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早已冲破了官价。 物价涨势迅猛，一日数变，劳苦大众一天的微薄收入，到晚上，也因物价的涨势而遭七折八扣。金圆券在贬值的时候，物价一日暴涨数次，买一担米的钱，到第二天就只能买斗把米了。由于金圆券面额低，物价飞涨，买东西时嫌点数麻烦，只能用秤称票子，有时一但票子还买不了一但谷。那时商贩只要银元，拒收金圆券，即使收了金圆券，也如同捧火一般必须尽快抛出去。 很多商店因之关门停止营业，更有商家怕货卖不出去，就买不回来，不愿卖货，借此关门，形成罢市。可见当时金融情况的紊乱，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
百姓多已拒用金圆券,而商家也自制票证,有铅印、石印、木刻、油印和自书的不同形式的票据。还有以废弃的法币，写上数目，加上号章，当做现钞，流通使用。也有以物易物作交换的。成、渝两地的公务人员、教师、工人都发给米、柴、油等实物。银钱业往来，则暗中使用银元。金圆券已失去交换价值，等同废纸。偏居广州的国民政府，眼见金圆券已无法维持，迫不得已，遂于6月22日宣布停止流通，
5.银圆券的崩溃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向全国进军， 这时，金圆券已经崩溃， 国民政府为了作垂死挣扎，自1949年3月就开始策划印行银圆券，行政院1949年7月4日公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 。
由于国民政府的欺骗已被彻底揭穿，而且国民政府的统治已根本动摇，因此，银元券的发行一开始就遭到人民的拒绝。人民解放军不收兑华南、西南伪币的声明，更有力地推动各地人民拒绝使用银元券。
银元券的发行遭受了重大的挫折。由于群众估计到国民政府无所不为，于是银元券的发行，在西南西北各地都受到群众的反对，连国民党的军队也拒用银元券，30军军长电称：“ 一律拒用银券，较大商店于交易后，当面将银券撕毁”。财政部1949年11月23日给行政院报告说：“若干地方及部队拒用银券，时有所闻。” 军事上，“遭受如此重大挫折，银元券失信于民实为重要原因。” 银元券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完全崩溃，成为国民政府所发行时间的最短的一种纸币。银元券的发行说明，只要人民群众完全识破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阴谋，并且坚决起来行动，就能够及时制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剥削，并且使它所发行的纸币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银元券崩溃的历史，宣告了国民政府在大陆地区实行的通货膨胀政策的最后终结。
6.信用膨胀与通货膨胀
为了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发政府实行了信用膨胀，贷款远远超过其全部存款。更是加速法币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来源，一部分依靠财政拨款，更大部分依靠银行投资和放款。因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迅速贬值，低利放款等于补贴。国家银行的贷款，90%以上是用于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及其后来进行崩溃阶段，则是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政府进一步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要求大大增加财政投资和银行放款，这就助长了法币通货膨胀的发展。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除了采取“国营方式”垄断重要行业外，还大大扩张他们的“民营”企业，如宋子文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扬子电气公司、淮南矿路公司、孚中公司，孔祥熙的华福公司、扬子公司，还有CC的齐鲁公司等。这些工业需要投入的大量流动资金，主要依靠预算拨款或银行贷款解决。而它的流动资金，绝大部分是依靠通货膨胀筹措的。
国家行局1946年的放款统计，说明了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信用膨胀，已经成为法币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四行二局一库是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神经中枢。 这些银行都享有进行通货膨胀、信用膨胀的特权。中央银行固然直接享有发行纸币和保管政府机关存款的特权，其他三行二局也间接享有通货膨胀、信用膨胀的特权。因此，它们可以为所欲为地进行信用膨胀，以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时就有人指出，中央银行和四行二局就是榨取民脂民膏的两条吸血管。
旧中国的国家垄断垄断企业是腐朽的，没有生命力的，它必须依靠财政投资、银行放款的补贴才能生存，不可能为财政提供利润收入。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扩大财政收支赤字，助长通货膨胀的恶果。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助长通货膨胀、信用膨胀的作用。国民政府发动内战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疯狂地进行扩张活动，为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7.外汇黄金政策与通货膨胀
法币制度，抗日战争前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策划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认为维持法币价值的关键，在于“无限制买卖外汇”。因此在抗日战争前，就开始把中国人民数百年来所储藏的银元、银块、黄金等运送到美国去换取外汇。
中国银行按20比1的汇价进行交易，此项“官价”外汇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正式变动过，但外汇黑市却飞速上涨，日益猖獗。黑市与官价相差悬殊，给国民党权贵和金融资本家们提供了资金外逃和发财致富的机会，他们以官价买进外汇，以黑市卖出，转手之间可获巨利。
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不是定价兑现黄金，而是调价出售黄金，因此，它不但不能制止通货膨胀，反而助长了货币贬值。国民政府出售黄金的政策，既非定价出售，又非无限制出售，表明国民政府根本无意制止通货膨胀。
黄金政策的惟一得利者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自己既是黄金价格的决策人，又是黄金市场的投机家，可以随时通过提高官价来推动黑市上涨，因此在黄金投机中必操胜券。这说明国民政府已经腐败到了极点。
黄金政策中一再受到损害的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受国民政府的欺骗，在买不到黄金现货时，购买黄金期货或者黄金存款，企图储藏保值，逃避货币贬值的剥削。但这批黄金期货或存款，国民政府拖延不付，这充分暴露了黄金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给市民以保存币值的工具，而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巧妙的欺骗和赤裸裸的掠夺。黄金买卖，给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黄金政策实施的结果，证明蒋介石所说“对于通货膨胀的一个问题，是不必再有顾虑了”，完全是一种欺骗，不论美帝国主义对国民政府给以多大的援助，给了多少美国黄金，仍然挽救不了国民政府的法币恶性通货膨胀。
国民政府军事政治失败和财政金融破产，使法币的崩溃不断加速。2月10日“黄金潮”爆发。黄金市价涨至960万元，一天涨了几百万元，引动上海物价狂涨，白米由10万元涨到16万元。行政院长宋子文1947年2月6日向美国告急，承认法币崩溃、经济崩溃的局面确已到来。
8.资金逃避与通货膨胀
法币、金圆券的通货膨胀，一方面表现为物价上涨，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货币比价的上涨，这两者的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下，对外贬值的速度又往往超过对内贬值的速度。 从法币、金圆券的贬值状况说来，除了1946年国民政府人为地压低汇价短暂时期以外，应当说，对外贬值始终快于对内贬值。
造成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旧中国国际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这是帝国主义实行垄断倾销、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所造成的。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的不等价交换，又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国际贸易的逆差。再加上要支付巨额的帝国主义投资利润和赔款，更增加了外汇开支，使国际收支一贯不平衡，收入不敷支出。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资产阶级大量逃避外汇，更助长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致使法币、金圆券对外贬值加速。
中国垄断资产阶级，以帝国主义为靠山。阎锡山在日本银行存款，陈济棠在香港银行存款，四川等地军阀在法国银行存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则在美国银行存款。他们在决定执行通货膨胀政策以后，又惟恐其在国内存款要承担通货膨胀的损失。因此，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一贯进行资金逃避。抗日战争初期，法币贬值的原因之一，即是中国资金的逃避。
国民政府的积极支持者魏特迈，在致杜鲁门的备忘录中也不得不承认：1947年7月30日中国“私人持有的外汇资产至少有6亿，甚至可能达到15亿美元”，承认“资金逃避”的严重性。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远东观察》1948年4月指出，“中国官僚之腐化及施政不良，则所在多有”，“在外国银行存款的主要业主就是政府官员”。美国国务院某官员说：“中国人民在美存款20亿美元，其中大户为十家即占10亿美元。”美国《自由双周》刊载，其中“宋子文在美国、瑞士银行存款1亿美元”。
因此，在法币、金圆券贬值过程中，对外贬值快于对内贬值，是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对旧中国统治的必然结果；是国民政府依赖美帝国主义的结果；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长期资金逃避的结果。
9.通货膨胀过程中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下降 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按货币计算的名义工资是增加的，但是落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造成实际工资的下降。虽然由于工人阶级进行了政治的经济的斗争，部分地区取得了工资改为按粮食或生活费指数发放的胜利。但由于编制和公布生活费指数的权力仍然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 生活费指数实质上成为欺骗人民的工具，因此，工人阶级日益赤贫化，在战时和通货膨胀中是不可避免的。
农民在通货膨胀中也遭受了掠夺。首先是物价上涨过程中工农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迅速扩大，使农民承担巨大的损失。国民政府还以统购物资、低价收购的方法剥削农民。此外，农民因为市场消息不灵通，保存货币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国民政府利用其法币膨胀政策所创造的条件，对农民进行残酷掠夺。对农民的直接强制剥削。即使是购买，事实上也只是以不断贬值的印刷机产物强制换取农民辛勤劳动所得的成果，但留在农民手中的法币，却正在日益成为不值钱的废纸。这些残酷的榨取和剥削，把农民推向饥饿和死亡的绝路。1947年，全国各地的饥民就达1亿以上。
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生活水平 在抗日战争以前，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在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以后，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在通货膨胀中，公务人员分化为两个部分：一小部分是国民党和政府中的高级官吏，绝大部分是中下级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仅有工资收入生活水平大大下降。甚至如闻一多这样有名的学者，也不能不从刻图章取得辅助收入。
国民政府还通过货币贬值，对中小资产阶级进行赖债掠夺。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以前依靠优厚的利息、巨大的折扣，推销公债；抗战开始又利用人民爱国热情推销公债。到1946年，国民政府结欠的公债已达95.58亿元(不包括英镑、美金、关金公债)。抗日战争胜利后，公债户要求按1000倍偿还。国民政府公布的办法，却是自1946年7月起，按照1元的比率，偿还公债。这是十分彻底而直接的掠夺。此外，国民政府对战前的储蓄，也通过贬值实行掠夺。
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濒临破产 中国民族工商企业的基础极其薄弱，不仅受到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欺压与打击，而且遇到长达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 当时各种物价的波动已不能用简单的供求规律来解释，当时工商企业在年终结算时，往往账面上的货币盈余很多，而实存原料货物却在减少，即所谓“虚盈实亏”。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多趋于投机之途，故当时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金不如汇”的说法。
在发行金圆券时期，国民政府同时又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进行武力劫持，迫使他们遵守“限价”抛售物资，压迫这些行业“平价”出售商品，支持金圆券 国民政府为了劫夺侨汇，还对没有按照官价经营侨汇的公司行号进行打击。从而便利国民政府低价搜购侨汇，肆意进行掠夺。
法币和金圆券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正常的金融业务经营越加困难，这主要表现在银行存款来源缩小，账面上存款数字尽管亿万倍地增长，但其实值却猛烈下降。私营金融业还同时遭受“四行二局”的侵夺，在存款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大幅度下降。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定期存款比重逐渐缩小，活期存款的比重越来越大。各行庄的存款构成大致都有类似的变化。当时的活期存款实质上是工商业必须保留的过夜资金，流动性极大，行庄很难运用。
存款来源减少，可资运用的定期存款下降和货币实值的贬低，必然使银行放款能力大为削弱，对工商业的放款日益减少。当时放款利率由于物价飞腾的影响，常抵不上货币贬值所带来的损失。于是银行往往把资金贷给自营企业，更多的只是进行商业投机和金钞买卖。这样，银行不但不能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反而对国民经济起着破坏作用。正当的工商企业既然奄奄一息，则金融行业必然随之衰落。
国民政府从一己私利出发，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掠夺人民财富，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但恶性通货膨胀不只是给统治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削弱了政府的经济、政治基础，它搞乱了财政、金融、税收，使政府入不敷出，而推行反人民的通货膨胀政策，则是国民政府败走台湾的重要原因。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今天，我们重温历史，就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以利降服通货膨胀这一经济怪物，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参 考 文 献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文档》，中华书局 。
2.吴罔编《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
3.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
5.魏建猷著《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 。
6.杨荫溥著《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6.汤象龙编《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文档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7.寿乐英著《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 。
8.杨培新著《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