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储蓄和消费的概念；
2.现阶段我国储蓄和消费的现状
3.对高储蓄低消费现状的分析
4.分析现阶段储蓄与消费状况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5.讨论促进储蓄向消费转化的办法；
6.讨论实行鼓励消费的政策达到适度消费的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内 容 摘 要
对于这篇“试论储蓄与消费的关系”^文档，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储蓄与消费的概念；第二，运用调查的数据来说明我国现阶段“高储蓄，低消费”的状况；第三，详细对产生“高储蓄，低消费”的状况进行分析说明，包括收入增加、体制转轨、消费观念、宏观政策等方面的因素；第四，阐明我的“降低储蓄、鼓励消费”观点，并对说明储蓄与消费的比例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说明“高储蓄”是一把双刃剑，既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要抑制经济的发展；第五，提出如何将储蓄转化为消费的几点措施，比如创造更多安全性强的投资工具；第六，提出实行怎样的鼓励消费的政策，以达到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比如建立规范的信用体系推动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加强税费管理等方面。
试论储蓄与消费的关系
一、储蓄和消费的概念
储蓄的原始意义指的是贮藏，在现代货币信用制度下，储蓄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储蓄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所有货币收入扣除各项生产性和消费性支出后的剩余部分。狭义的储蓄指储蓄存款，中国专指居民个人在银行的存款，是银行负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消费是为了生产和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资财富，是为了满足欲望。在经济学中，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消费既包括生活消费，也包括生产消费。狭义的消费仅指生活消费。
二、现阶段我国储蓄和消费的现状
（一）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现状
据相关^^文档显示，1978年至2002年，城镇居民收入从343.3元增长到7703元，增加22.4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33.6元增长到2476元，增加18.5倍。2002年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居民收入继续增加，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尽管央行八次降息，但银行依然出现了“超储蓄”的现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8.7万亿元，比2001年增长17.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7500元，比2001年增长10％左右，居民储蓄的增速略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22.8万元，户均家庭金融资产达8万元。今年2月底我国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已达到10.03万亿元。
在总量高增的背后，从储蓄的结构看，2002年定期储蓄存款所占的比重为56％，继续保持了较强的稳定性。活期存款的多增幅度较大。另外，我国储户结构与收入结构不对称。从储蓄存款的人员结构看，以中小储户居多，但他们拥有的金融资产却不多。
（二）我国居民的消费现状
据中国财经报报道，1978—2002年，全国居民消费规模总的说来是不断快速扩展。全国城乡居民最终消费从1759.1亿元扩展到48534.5亿元，年均增长14.8％。1978－1989年，我国平均消费率为64.9％，此后多年消费率都在低位徘徊，2002年又下降为58.0％。与国外的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较，我国居民的消费率长期偏低15－20个百分点。
三、对高储蓄低消费现状的分析
我国属典型的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这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储蓄是建设资金的来源，高储蓄为经济能够长期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是公众对社会经济稳定、金融健康具有信心的直观表现。充足的储蓄存款表明人们对未来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不仅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也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承受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改革推进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储蓄高增长的负面效应包括：储蓄率增高定会伴生消费率降低，加剧了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不合理格局；使专业银行财务风险高度集中,潜伏着一定的隐患，加大了银行的风险。在未来一段时期，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合理引导储蓄分流，扩大即期消费，拓展个人投资领域，进一步理顺储蓄转化为消费、投资的渠道。消费率偏低已成为一个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
（一）高储蓄的现状分析
居民和企业的增收是储蓄存款高增长的基本原因，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居民的“超储蓄”。银行卡的普及减少了居民手持现金，增加了活期储蓄存款，2002年我国银行卡项下的个人活期储蓄存款近7000亿元，据统计在城市家庭中，现有一成左右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家庭的生活储蓄资金和生产资金基本上都是以储蓄存款的形式存在。可见，非居民性资金流入、银行卡的广泛应用成为储蓄高增长的两支新兴力量。
通过我的市场调查和研究我认为高储蓄主要是由以下因素逐渐促成的：
居民和企业收入增加是储蓄存款高增长的基本原因；
一方面由于公务员增加工资、财政发放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同比有所增长等因素，使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明显增长，在收入增加的同时，即时商品消费和支出却未能同比增长，储蓄存款增长较快。另一方面，由于股市"行情"不尽如人意，部分投资股市的资金转为银行储蓄。据央行调查显示，去年居民选择投资"股票"的人数仅占7%，已跌至近两年的最低点。
2.体制转轨导致一部分人增加储蓄存款；
体制转轨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社保体系尚不健全，居民对未来的就业和收入不确定性预期增强，也导致一部分人增加储蓄存款。近年来，我国体制改革向纵深进展，陆续出台了若干重大改革措施，如住房、机构、医疗、养老等制度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措施从长远看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从短期看，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在考虑收入的支配时，防患风险的意识明显增强。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从2000年到2002年各年4季度对2万人的调查结果看，储户储蓄的主要目的是"养老"、"防病、防失业或意外事故"这两项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储蓄动机，其次是"教育费"，人数接近20％，而且，近3年选择上述两类动机的储户一直呈上升趋势。
人口老龄化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在未来的10-15年内对我国的个人储蓄产生积极影响。老龄产业一直处于抑制状态，导致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远未得到满足，这使潜在的消费转化为老年人口的强制性储蓄。老龄化的发展，养老、医疗支出会日益增加。为了控制财政预算，在1991年和1995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为核心内容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这些措施促进了个人储蓄的增长。第一，养老金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或完全积累制的转变将会促进个人储蓄的增长。我国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现收现付制，即政府通过向在职职工征收工资税以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与现收现付制不同，基金制是雇员把工作新期间的一部分收入交给基金，雇员退休以后基金再向他(她)兑现当初的养老金承诺。基金制的养老金支付取决于职工的缴费额及基金的投资收益。虽然基金制并不能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但是基金制的强制性缴费会对个人储蓄模式产生影响。首先，养老基金的积累是完全无流动性的，不可能用于退休之外的其它目的。其次，未来的经济因素是不确定的，尤其是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养老金面临着贬值的危险，因而养老金缴费不会等额地减少个人自愿储蓄。再次，在一个经济不断增长的社会里，人们可能希望提早退休，这会提高他们工作期间的储蓄倾向；最后，税收方面的优惠也会为提高个人总储蓄提供激励。这表明，基金制养老金计划总的来说可以增加个人储蓄。第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将增加人们的储备性储蓄。根据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定，居民为了获得终生的最大效用，他们必须具有对将来基本确定的预期，以便合理地安排当期的消费和储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尤其在我国这种渐进式改革的宏观环境下，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却是客观存在的。具体地说：首先，管理方面的散乱性留下了后续改革的空间。虽然，我国已经确立了养老金改革的目标模式，但是由于各地区、各行业的发展水平不同，实践中推行的方案有不小的差异，不仅城镇企事业单位与农村养老体系之间没有互通性，而且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养老体系也不一样，这给未来的改革留下了空间。其次，养老金覆盖面以及缴费率尚在不断变动过程中。改革前的养老金覆盖范围很小，只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城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随着改革深入，覆盖范围将逐渐扩大到全体城镇企事业职工，甚至向广大农村拓展。在缴费方面，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率要求是，缴费率逐年上升，到2000年达到8%。人们无法预测2000年后缴费会不会进一步上升，上升幅度如何。综上所述，人们在一个较长期的改革过程中一直处于对体制变迁预期的不确定性状态，他们难以确定制度变迁的定型时期。为了保证未来的消费水平，增加当期的预防性储蓄就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
3.我国居民个人的投资渠道狭窄，储蓄的资金不能及时向消费分流、向投资转化。
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消费高增长，基本耐用消费品市场渐趋饱和。高收入家庭的消费带有明显的享受性、发展性，用于日常消费的开支仅占很小的一部分，而社会在为他们提供个性化消费品上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他们更多的钱用于投资，而目前投资渠道还不多，资金出路少，只能将钱存入银行，投资渠道不畅,货币沉淀于长期储蓄。目前我国信贷消费未得到全面普及，居民消费水平处于升级储备期。目前部分家庭消费水平已达到了购买住房、汽车等10万元级消费品地能力，但大部分家庭地消费水平仍然未达到这个水平，在信贷消费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他们还需进行相当的资金积累，才能化储蓄为消费。
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不发达，金融产品结构不合理，可交易品种约80％为高风险产品，20％为低风险产品；低风险产品品种单一，只有少量流动性较差的国债及少量的企业债、金融债、可转债等可供选择。而我国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相匹配的金融产品仍显不足，这些证券市场的投机性特征于广大投资者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等长期性投资理财需求矛盾突出，尚不能有效地服务于居民储蓄的投资理财需求，出现的新股、基金难发行的现象也是这一矛盾的体现。我国股市行情不如人意，投资者从股市撤资，部分资金流向储蓄，我国股市的平均市场风险是美国股市的2倍，而平均市场收益只是美国股市的1/2，即我国股市每单位风险得收益大体只有美国股市得1/4左右，可见我国股市的市场风险比美国股市高得多，而对应得收益则低得多。可见，基金业刚刚起步，股票市场风险莫测，导致普通百姓只能选择把余钱存入银行。
4.消费领域信用水平低下,消费品市场价格竞争日益激烈，消费者的价格预期不断走低等消费心里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费。增加储蓄成为大多数居民的必然选择部分生产商和经销商信用水平缺乏，导致消费者信心下降，为了躲避消费陷阱，减少个人损失，许多人不敢消费、不愿消费，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价格预期走低，使不少消费者有持币待购心里。比如家用电器等大件商品大打价格战，汽车降价消息频传，面对货源充足、价格竞争激烈的消费品市场、居民延缓了即期消费行为。目前市场经济秩序仍较混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急需加强。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和测算，目前我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有40亿份，涉及金额约140万亿元，但只有一半左右的合同履约。
5.非居民性资金的流入,构成的"假性"存款占相当比重；由于一些行业经济景气度不高，导致部分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较低，民间投资者变降闲置的经营性资金存入银行，以期待投资最佳时机。
（二）低消费现状分析
1.传统消费观念和不正确的过度消费观念，扭曲了消费正常增长。“小富即安、温饱知足”、“量入而出”、“节俭在前、聚财预后”等古训就是具体体现。这种观念造成居民人为压低消费倾向，不敢消费。此外，一些人为了逞阔斗富，热衷于挥霍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等畸形消费，不仅严重浪费资源，也扭曲了消费的正常功能。
2.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消费体制与消费政策不合理，造成消费率长期偏低。我国的消费率长期偏低，没有与投资率之间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虽然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原因，但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消费体制和消费政策不合理，也是造成消费率长期偏低的重要原因。
3.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由于城镇居民显示购买力增长的滞后，农副产品价格进入连续几年的下降趋势，而农业电价和生产^^文档的价格仍然偏高，严重影响了农民对工业消费品和农业生产^^文档的消费。虽然农村人口众多（根据2002年人口统计，我国农村人口超过7．8亿，占总人口的61％），集中了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也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品销售市场，但是这部分消费群体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消费水平较低，消费需求明显不足，制约了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4.居民生活安定感下降，储蓄意愿增强，消费倾向下降。从90年代中期出现商品全面过剩以来，由于消费的不足迫使生产缩减，生产的缩减又以职工下岗裁员的代价来保证企业的生存，体制外的打工族不但就业难而且工资增长缓慢，一部分企业难以解决社会保险；社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制度的转变，又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和收入，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积极性促成了居民生活安全感的下降。因而人们把收入尽量储蓄起来，以便将来应付这方面的巨额支出。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到2004年一季度，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为69．7％。与此同时，城乡居民存款增速更是远远高于消费的增长。1998年到2003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几乎翻了一番。
5.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部分社会成员收入相差悬殊。从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来看，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上升趋势更加明显，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5提高到2000年的0.46，已经超过公认的0.4的警戒线。
四、储蓄与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及怎样促进经济发展
通过以上对高储蓄低消费现状的分析，可以知道，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严重偏低，而消费率过低而储蓄率过高将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再今后一段时间内受到国内市场需求的严重约束。因此，我认同主张实行鼓励消费的政策，经过经济运行中的政策效果磨损，达到适度消费的目标。商务部发布了2004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情况及全年发展趋势预测分析报告，显示了我国消费偏低的状况：我国最终消费率由1981年的67.5％下降至2004年的55.4％，是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近1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8.5％，低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左右。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国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200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但居民消费率却为45.8％。因此，可以得到一下几个方面的论点：第一，不能绝对的看待储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存在储蓄率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绝对关系。高储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刃剑”，高储蓄率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埋下消费不足的消极隐患。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际环境中，高储蓄对经济发展的正负面作用影响大小不同；第二，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是有条件的，投资需求从社会再生产看，并非是最终需求，它不是为出口服务就是为消费服务。再出口主导增长型国家，只有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形成良性循环，高储蓄才能转化为高投资。再内需主导增长型国家中，只有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形成良性循环，高储蓄率才能转化为高投资率，高投资率才会有高效率。如果居民消费不足或者出口需求不足，储蓄向投资转化将发生困难，高储蓄将造成资金的闲置；第三，从长期看，经济大国发展只有走内需主导型增长道路，才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通过出口主导增长型发展起来的经济大国必须及时转换到内需主导增长型模式，转换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振兴消费需求。
五、促进储蓄向消费的转化
储蓄高增长虽然意味着居民消费和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对扩大内需有不利影响，但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情下，储蓄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提高我国银行体系的效率，让充足的资金发挥出更大的效用。黄金老博士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与现在我国的情况很相似，也有很高的储蓄，日本银行就是用这笔钱支持本国制造业发展，并为此后成为制造业的大国和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高储蓄并不是问题，关键是要不断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首先，消费结构升级换代，促进储蓄向消费转化。目前一般消费品市场渐趋饱和，而新的消费热点，如汽车等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收费和管制，住房市场不健全，有的城市房价畸高，这些都制约着储蓄向消费转化。因此，国家应加强对新兴消费热点市场的管理，尽快建立规范的信用体系，推动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为消费者提供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
其次，创造更多安全性强的投资工具，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有了较快发展。但由于近年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如上市公司出现虚假年报等等，股市持续低迷，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偏低。
最后，中国过高的储蓄率主要是在收入预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投资和消费转化率低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一方面国家应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拓宽百姓消费和投资渠道，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提高信贷消费的比例，迎接新一轮消费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国家应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信用体系的建立，增强投资渠道的规范和监管。
六、实行鼓励消费的政策达到适度消费的目标
将中国目前的居民储蓄和投资率、消费率、出口依存度等指标与日本比较，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目前存在落入消费内需不足的“日本式陷井”的危险。
1.储蓄率和投资率。日本1970年的国内储蓄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为40.3%和35.5%, 而我国1997年的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为41.2%和38.2%。9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超过35%, 国内储蓄率高居世界首位。从国际比较看, 我国内需不足并非在于投资内需不足。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也并非在于国内储蓄不足。1994年开始我国改变了投资率高于国内储蓄率的局面, 国内资金出现剩余, 银行存差不断扩大。
2.居民消费率。日本1970年的居民消费率为52.3%, 从历史数据比较看, 这是70年代以来日本居民消费率的最低纪录。我国1997年居民消费率仅为47.5%，消费内需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已经比日本近30年来历史最低点还要低近5个百分点, 我国消费内需不足问题的严重性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
3.出口依存度和进出口顺差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日本1970年的出口依存度为9.48%, 我国1997年的出口依存度达到20.3%。有人认为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因加工贸易比重大而高估，若将1997年GDP和出口总额同时扣除加工贸易额,出口依存度仍然高达9.8%, 同样高于日本1970年的出口依存度 (注意日本数据中未扣除加工贸易成份)。为了避免加工贸易的不可比性, 我们再比较两国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日本1970年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为0.22%, 而我国1997年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为4.5%, 这已经达到日本历史上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登峰造极时期的水平。事实上, 我国自1994年以来, 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在不断提高, 已在不知不觉中走上日本式道路。
通过消费率的国际比较分析, 我们认为: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仍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说, 目前55.4%的最终消费率水平和45.8%的居民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不利于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必要的内需条件。我国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不可能再有日、韩、东南亚国家当初的国际贸易条件, 也不可能有支撑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庞大海外市场。中国决不可能走“低消费率、高外向度”的外需主导型发展之路，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只能是以内需为主。因此，消费率偏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们认为，要扩大内需，将我国巨大的消费需求扩张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就必须实行鼓励消费政策，在宏观调控中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使居民消费增长率在这几年中略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使政策作用虽经过经济运行中各种不利因素的磨损，但最终将达到适度消费的目标。我们这里所说的“适度消费”目标是建立在对“适度消费”动态、辩证认识基础上的，“适度消费”的本质应当是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使消费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具体到“九五”后两年和“十五”时期，适度消费的目标是促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回升到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水平。第一步目标是使最终消费率由目前的59%逐步回升到接近东亚国家62%的较低水平, 居民消费率由目前的47%逐步回升到接近东亚国家的50%的较低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居民消费增长率在这几年中应当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出1-2个百分点。
鼓励消费政策措施主要有：
1. 取消抑制消费的过时政策，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措施，拓展新的消费领域。财政的基本特征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无偿分配，财政的基本职能本生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发展的功能。自从出现了国家以后，国家就以其政权的代表成为分配的主体和主宰，并通过财政的手主导着分配。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在提高消费的引导下，通过财政的主动分配，达到生产和实际消费（生产、生活消费）的平衡，并达到合理的配置、利用资源，保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作为财政充分分配、主动分配的手段，不能仅限于举债和财政赤字。财政应根据市场商品供应、生产潜力、科技发展等情况，还可以采取以财政转移借出的方式活化这部分资金或相应物资。财政根据储蓄、手持贷币、企业存款的沉淀情况，根据社会资源、财富、商品的积存情况，根据生产潜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情况，转借支出银行存贷差额，并主要用于投资，低息贷款和银行贷款的贴息支出，不需采用债务的形式而直接替代银行运转这部分资金。这不但获得了有物资基础的巨额资金的安排权力，拉动了整个消费市场，并通过财政增加投资和贴息支持，可以起到推动银行信贷的乘数效应，也可以避免还债压力和巨额的债务利息支出。随着银行业务的好转，经济的活跃，财政还可以有计划的偿还转借资金，以求整个金融的平衡。
2.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树立消费者信心，积极发展消费信贷, 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有选择的引导消费者的超前消费。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现金购买能力。2003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大打超过农民收入的增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19∶1，与2002年的2.85∶1相比，呈明显的扩大趋势，这样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阻碍和制约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因此，不但需要逐渐改变农业生产^^文档分散、尤其土地分散，难以采用先进科技等状况外，还要适当稳中有升的提高农副产品价格，降低农业生产^^文档如农电、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价格，并在农业集约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基础上，不断使农村城镇化，使一大部分农民逐渐走上乡镇工业、基本建设、资源开发、造林水利和第三产业等，使这部分居民的收入基本达到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拉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最后一个方面，富裕的人处于消费饱和状态，而大部分中低收入者又因收入不足而难以取得消费，所以国家应该采取法律等一系列措施，确保低收入者的一定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险的保障，并用税收如利息税、财产税、遗产税，金融实名制等方法限止和调剂收入，使贫富差距尽量缩小，使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较大提高。
3. 保障市场交易的货币供应量。
从渡过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们逐渐进入越来越严重的银根紧缩阶段。这使大部分企业进入生产萎缩、三角债的恶性循环中，严重影响了工业和流通领域的经营发展。市场流通的货币除国家经济发行，财政发行外，最主要的还是银行贷款产生的再生存款和货币。目前由于消费不足造成企业不景气，而银行就越谨慎惜贷，使市场货币更加减少。商品的价格继续处于下降的不利趋势。市场商品的价格与市场流通的货币是有关系的。但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是等比关系。在商品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下，信用货币往往只起商品交换的媒介作用。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对贷款的投放、货币的发行采取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新措施。当市场银根紧缩时，我们可以通过财政的支持，发行低息、贴息无息贷款甚至投资支持的方式，拉动银行信贷的活跃。这对保障生产和交换的正常进行。进而保障正常的消费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4. 加强税费管理、治理三乱状况
目前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尚不完善，造成城乡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继续拉大。这不但要在税制上进一步完善，而且在具体征管上要深入切实。尤其目前教育、农村、交通、行政等上的乱收费，已到了必须严肃对待的地步，乱收费不仅减弱了居民消费能力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一些收费也成了贪污腐败的经济来源。
5. 稳定物价
稳定物价可以起到稳定消费和稳定供应的作用。国家应采取干预政策，稳定粮食、主副食、主要服务收费、电、燃料、主要原材料等价格，以免造成物价攀比上升，造成囤积居奇，居民非常购入等人为的紧张和不安状况。商品供应的充足可以保证物价的稳定，而物价的稳定又会保证供给的正常。
参 考 文 献
杨伯华,缪一德 《西方经济学》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年2月第2版
刘邦驰,王国清 《财政与金融》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年3月第2版
H·钱纳里 《发展的型式, 1950-1970》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年中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