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无人”、“流水落花”、“芳草离离”好像一个不受世俗打扰的世外桃源，远离尘世喧嚣，在这里造一间草屋，修身养性，作者俨然成了一个隐居深林的诗人，在这人迹绝无的地方吟唱着自己的诗歌，虽不被理解，但仍自得其乐，这也是作者一心向往的诗意的世界。
二、智性的趣味
“反讽”原为古希腊戏剧角色所采用的自贬式佯装无知的行为方式，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修辞格，它的基本特征是字面意义与深层意义不一致。反讽一般强调的是表面和事实之间的反差，恰恰是这些反差取得了幽默、诙谐、讽刺的效果。所以王小波充分利用反讽这种修辞，字里行间透露出有趣诙谐，而其更深层次的是，极权时代生活的讽刺，以及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自我处境的嘲弄。
《黄金时代》中有这么几段：
（1）“在我看来，一个人任凭老大凿栗在头上剥剥地敲，脸不变色眉不皱，乃是英雄行为。”
（2）“队长说谁是王二？从来没听说过。罗小四说前几天你还开会斗争过他，尖嘴婆打了他一板凳，差点把他打死。这样提醒了以后，队长就更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3）“照我的看法，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好吃懒做，好色贪淫，假如你克勤克俭，守身如玉，这就犯了矫饰之罪，比好吃懒做好色贪淫更可恶。”
例（1）是文革期间，李先生被聚众挨打，可是他没有做任何反抗，脸色不变眉头不皱，作者却把这视为“英雄”行为，这是典型的正话反说，是对当时文革践踏人的尊严的痛斥和批判，也是对处于那一时期人的悲惨处境的同情。
例（2）中队长为了推卸责任，可以义正言辞地说在自己不记得一个前几天打过的人，这是荒诞的违背逻辑的，但作者却以一种轻松平淡的口吻道来，更加凸显了其反讽效果，讽刺的就是在极权的支配下，公正与法制缺失。有的人为所欲为，有的人连最基本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例（3）则是一种违背正常逻辑的反讽，混乱年代里，好吃懒做竟顺理成章地成了人的本性，原本高尚美好的品质如守身如玉犯罪一转成为犯罪行为，用这种反讽直指那个黑白颠倒的灰暗世界。
三、狂欢化
语言的狂欢化首先表现在语言的粗俗性。在王小波的大部分小说中，没有书面语和口语之分，不管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才会用到的尴尬词汇，如倒大粪、大号避孕套、磨屁股等，还是对于死亡，对于性，还是对于排泄物，对于脏话，都可以从书中人物的口中说出。这些口语化、粗俗化的语言的运用，体现了王小波语言文字通俗性与狂欢性，但正是这些随意性很强的语言，还原了我们最本真最客观的生活，恰恰表达了王小波非常鲜明的个性，于俗中见不俗。
比如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
“春天是一种新生的、朝气蓬勃、辛辣的臭味，势不可挡。夏天又骚又臭，非常的杀眼睛，鼻子的感觉退居到第二位。……”
在这里作者用大段的笔墨描写了豆腐厂厕所之臭，运用用了比喻、通感等多种修辞手法，写了豆腐厂厕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不同的臭味，描写得入木三分，令读者有如身临其境，或许在看到这段文字前读者都不会想到原来厕所的臭味还能有如此不同，随季节而变化，这也让我们更加接近了解真实的生活，用狂欢揭示客观。
在《我的阴阳两界》中，有一段关于倒尿盆的描写：
“她走到了下水道口上，就把痰桶一倒。不仅是哗啦一声，里边还滚出两截屎来。……在那上面还要冻上剩面条、剩米饭，好像一块奇形怪状的萨其马。”
这段对秽物的描写是赤裸百无禁忌的，初看让人难以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所描绘的，正是我们真实的生活。作者用一支精细的画笔，仔细地画出了生活中的每一个隐蔽的不被人关注细节，并加以放大，便成了一种狂欢化的真实。
再如《黄金时代》中，陈清扬和王二逃到云南的边境地区。
“筒裙就像个布筒子，下口只有一尺宽。会穿的人在里面可以干各种事，包括在大街上撒尿，不用蹲下来。”
这样粗俗的描写在小说中到处可见，边境地区的人好像完全不受社会公德的束缚，也不知文明为何物，这种狂欢是对不合理规则的反抗。
在作者的笔下，死亡、排泄等，跟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事物并没有高贵低俗之分，既然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便不需刻意遮掩或故作姿态，只须以坦荡的笔墨写来即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