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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的开题报告(一)

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的开题报告(一) 1.论文的目的、意义
家庭经济学的出现扩大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同时也将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到经济的微观基础——家庭。家庭的经济功能，家庭的经济性质以及家庭制度的演化过程，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转型，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许多民营家庭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中国的家庭与西方的家庭在功能、结构、性质上都存在着不同，因而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家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对象，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国内经济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作有深度的分析，因此本文将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最初步的探讨，进行文献的梳理工作。
对家庭的研究，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西方学者的论述都更充分些。他们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对核心家庭的性质与功能进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Becker。Becker的获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新家庭经济学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为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正在加紧现代化的脚步，这个大社会背景使得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一方面，现代化的冲击使中国家庭源远流长的家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特定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挥了强大的功能性作用，灵活而又有很好的适应性，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和它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和评析，发现其中一些结论性的问题。

2.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家庭从其经济性质和功能上来说是生产的组织和机构，是一种经济制度，这一点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 贝克尔：《家庭论》，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社会学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经济学对家庭的讨论中更多的是从家庭生产、家庭消费和家庭保险这些方面来论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国内对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少，对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业相联系。
2.1 国外研究现状
2.1.1关于家庭的论述
“经济学”一词起源于希腊语中的OIKOS，意为家庭。但是家庭作为经济学词源意义上的鼻祖和社会的细胞却一直徘徊在经济学殿堂的大门之外，并没有被纳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长期以来，个人与企业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当作是市场活动的两大主体而充分重视，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家庭的行为和偏好被笼统地细化为个人的行为和偏好，而家庭内部的问题更是被经济学家当作是非市场问题或者是社会问题而一笔带过。在贝克尔之前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缺乏严密的论证或者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撑而只能一再搁置。
1976年，Becker发表了《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是他对后来所谓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首次完整阐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综合的著作《家庭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这本被公认为新家庭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中译本只有短短400页，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上的意义，它意味着家庭也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而得到了重视。
Becker后，家庭经济学的思想星火燎原，许多经济学家把兴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经济的研究上，其中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有： N.Tomes、Kevin Murphy、Robert Hauser、Robert A. 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 Ben-Porth等等，他们分别对家庭的性质、家庭的内部分配以及利他主义等不同的方向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为生产、消费和保险三部分。家庭就像企业一样，夫妻双方通过订立一份把他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契约，避免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了解、互相信赖，这就大大减少了监督和管理费用。因此家庭也就变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
Yoram Ben-Porath从身份确认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认为家庭也是一种制度，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财产权转移现象，因此，家庭和市场一样也是交易的场所[ Yoram Ben-Porath: The F-connection: Families, and Firm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xchang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80.3.]。与市场不同，家庭契约最主要的特点是家庭关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确定的合作者之间，失去了这种身份上的确认，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约的意义。在契约结成之后，为防范风险，人们通常选择的做法是进行保险，而保险恰恰是市场失灵的经典解释和家庭契约的可能优势。虽然因为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无论是保险还是家庭契约，都不能100%地防范风险，但是，两者都至少说明了身份确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观点是把家庭看作是一个组织，有其自己的结构，特别是把婚姻看作一个“治理结构”。[ Robert A. Pollak: 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to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III (June 1985), pp. 581-608.]因此他对家庭生产和保险的分析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的。他认为，家庭生产的产品有些可以市场化，有些不能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产品提供的就是保险功能。尽管保险可以从市场中获得，但是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没有办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强制的标准。而家庭治理在其经济行为上的的优势表现在激励、监督、利他和忠诚四个方面。
2.1.2 关于中国经济中家庭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从其本质上而言，尽管存在着不同的组织制度，但是家庭的力量却要比其他国家来得强大得多，这是由其传统文化而来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诸多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但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文化传统，仍然在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人际往来、人情世故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之一，也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一。家庭对经济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华人社会的家族企业多于公共公司本身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后，涌现出了大量家族企业，它们成为农村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在浙江、江苏、广东这些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家族企业甚至顶起了经济的半重天。在这种大的转型经济背景下是非常有必要研究家庭的经济性质，特别是研究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信仰，即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和家庭、家族相关的文化和制度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Martin King Whyte总结了这些论点，认为“阻力论”是从四个方面来说明这种阻力的来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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