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接受外债和借款政策的演变； 3
二、外国谋华总战略下的对华贷款政策； 5
三、中外形势演变激荡中的中国外债的形成及其规模、结构 7
四、一些想法和困惑 9
五、参考文献 12
内 容 摘 要
中国近代外债的终结，距今已有50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外学者对此作了认真的研究，成果累累。个人孤陋寡闻，总有感距离全面、确切重现史事和予以科学评价还有一段途程，而似处於『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状态。个人对之也有兴趣，不时冒出一些想法，写成^文档。
中国近代外债史探究
中国接受外债和借款政策的演变
直到1840年，清王朝夸称富有四海，遇财政紧张时，尽可从四海之内额外敛取，无需借贷；又孤傲自赏，不屑与它国(除了周边邻国)交往，更说不上与之发生借贷关系了，它不单没有债，根本没有借债的观念。即使某些地方当局，如当年开放通商所在地的广东地方当局有责令行商向来华洋商挪借些许，总例由行商负责，认定是私债，非国家公债。
1840年，英国以暴力洞开我国国门，迫使清政府承诺赔款之余，表示可以把赔款债务化，意图把国际借贷关系塞给中国。户部认为无害民生，有脾榷务，一度动心；清廷本着其从速了结这次战争的方针，尤恐后遗纠葛，不予理会地给以拒绝。
1851年在清王朝已沦落至无能保国卫民而威信扫地，国内固有的激化著的多种矛盾在异国频频入侵的直接、间接的触发下，以太平军起义为标志，点燃了反清星火，并迅即由捻军、会党、苗民、回民等起义而几乎烧遍整个中华大地。1853年春太平军攻佔南京，江苏巡抚薛焕急谋防堵，在军费开支骤增的情况下一再奏陈清廷，拟向上海外商借款以济急；清廷不置可否，他也不敢轻易尝试。同时，户部官员苦苦哀鸣：军兴三年，糜饷数千万两，连正常行政费用也无法开支，经奏准、进剿之饷，由各省统兵大员就地经营筹划。①一这样，同年秋，上海地方当局为镇压正占领县城的小刀会义军，由苏松太道吴健彰向英商以『赊价』雇募船艇于事后转作借款一笔，报经清廷认可。②清王朝为挽救自己垂危的统治生命，在无可奈何中开始尝试外债了。从这时起到1865年的十余年间，除了江苏地方当局又再度借款外，广东、福建两省，也一再仿行。举借外债虽已成为事实，清政府仍多顾虑，以为如果『各省效尤，难得不滋生轇轕』，或认为『洋人视此最重，亦难保不致纠缠』，它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言不由衷地坚持『借银之说』中国断无此办法，认为此举与『国体有关』，换言之，即认为有失国体、有损国格。
这些年间究竟举借了多少笔、若干量的外债，由于成债的文书一般都规定『本息偿清，借据退销』。已经『退销』的借据或迄未发现或早已毁失都有可能；且以有原件可凭、记录可查的为准，计有十余笔。这些债项无论就单项或总量说，数额都不多，平均每笔不足库平银20万两，借期也短，四个月、三年不等。这些债项，与鸦片战争前广东地方当局通过行商并以行商名义向同地洋商临时挪借的周转之款，没有多少实质差别，但以有关地方当局出面并以其地的关税收入作为担保，开始形成国债的雏形。
人民大起义行将被清政府镇压下去而尚未全被镇压时，国家东南海域，屡遭外来势力的骚扰。1872年，西班牙以菲律宾群岛为基地，扬言进攻台湾；l874、1875两年，日本发动了一次，也是第一次武力侵华进犯台湾的行动。接著，在西北新疆，中亚浩罕部落人阿古柏在当地农民起义的动乱中入侵新疆，建立所谓汗国。清政府面对如此局势，为整备东南海防，举借外债以济急需，如1874年沉葆楨以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大臣的职衔，奏准向英籍汇丰银行举借《福建台防借款》一笔。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奉命『西征』，即『沥陈』陕甘饷需『艰窘』，各省协解恐不能[如期]，要求援例由关督出印票，督抚加印，向洋商借银充饷成案』，筹借巨款，『以期集事』。清廷完全同意：『自应照准该大臣所请』，『妥速办理，以利大局』。③左宗棠即据此在1867-1881年间责成在上海办理后勤的委员胡光墉，与设于当地的英商怡和洋行、丽如银行和汇丰银行，作成以《西征借款》为名的六笔总额为库平银1595万两的借款。接著，法国侵入越南，并进逼我国国境，清政府为在沿海备防并自卫还击，需添置船艇军火及饷需，向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等机构举借了名为《滇桂借款》、《援台规越借款》、《福建海防借款》、《广东海防借款》等多笔借款。
上述借款需加强调的有两点：一、《西征借款》是清廷明令准借的，意味著清政府把外债作为『调剂周转之款』，开始定作一项政策；《福建台防借款》不再像截至当年所有贷款由贷方本身提供，而是在伦敦金融市场向公众发行中国债券募集，这是中国政府公债在国外金融市场募集债项的首次，同时，意味著我国的外债开始具有近代的性质。二、《西征借款》以关税作担保，在形成过程中，左宗棠在上海关税务司费士莱(G．H．Fitz．Roy)拒不签署的情况下，经奏准清廷转令总理衙门通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Hart)，转给上海税务司照常签署。赫德旋以他职司管理关税，在发给各口税务司『通札』：地方当局向外国商人与银行借款『非经本总税务司批准』，各关税务司拒绝签署任何期票，或提供任何性质的帮助；谕旨批准一笔借款，如果没有总税务司的准札，各税务司就得十分明确地拒绝证明任何抵押品的效力；从而被其僭夺了决定准否借款的部分大权。④
1875年前后十年间，国内先进士子如马建忠、薛福成等人，或作为公民著书立说，或受聘为高官幕宾提供政策建议，在详引欧美事例之余，力主借用外债。他们虽不排除为筹饷而借外债，更强调用借款来促进国内生产事业，特别是建设基础设施如铁路等等。他们认为若能如此，『阳为借债之名，实属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利』；『术虽补且』，只要『参酌得中』，乃『气数转移之机』、『国家振兴之兆』。⑤这些言论和主张，对化解举借外债为与『国体有关』的陈腐观念，既起著积极作用，也使清政府初步认识到对外债应积极地对待．其功用并非限于缓解一时财政之急，更可利用之促进生产、增加国富．福建巡抚丁日昌为促进台湾地区的开发，把借洋债设铁路列作要政之一，与丽如银行作了洽商，可以说是一次实践；但陈旧意识并非一朝一夕能解决，此所以同时又出现『户部总署皆以不借洋债为然』的动态。丁氏借款的失败倒并非由于『不然论』的阻挠而是『丽如』索利过高，给以拒绝。但潮流所向，这次虽未借成，不久，清政府准许为支持招商局、为建设铁路筹措的资金，都通过借债方式以利用外资的。 但是，清政府虽有借外债以兴利的决策，日后在外力的干预下总难以悉如已意地贯彻实施。
经过辛亥革命，民国的北洋政府对外债在最初几年沿袭清王朝的政策行事，也同被外力粉碎无遗之后，它再无明确的政策，如果通过其行为所表现并被当年财政当局所说的是：『仰外债以度岁月』。国家机器须时时仰外债以资润滑才能运转的危境，且日益深化恶化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前后十余年间，终落到总统府、国务院的[度日之资]，都有待借款；各派军阀又需索军费『贪而无厌』，陷财政当局一当『逢年过节，便难以度日』的局面，⑥只得沿门求乞似的向京津外资银行乞求贷款垫款等等。 正有如时论所抨击，北洋政府对外债无政策只是有奶即是娘和『败家子』借款方式。
还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中关于外债，针对时弊，郑重声明：『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僭窃之北京政府，其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使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借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其它的既成外债，则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⑧同时，确定了政策原则，外债作为引进外资的一种方式，决定利用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1927年国民党掌权执政，在其几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和其它会议上，一再重申如上所述政纲的精神。国民政府于尔后几年里进一步转化为具体政策。并付诸实施；直至日本对我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中止进行；转行决策以增强反侵略的战力，兼求得到政治的道义的声援，以多交友，少树敌为方针多方寻求国际贷款，诸行动。
二、外国谋华总战略下的对华贷款政策
资本主义列强既以暴力把中国作为它们的一个最后新市场，来华贸易的商人除从事其贸易的本业，出于稳定深化市场的动机，准备着随时做些其它甚么。太平天国势力逼近上海，该地洋商即向地方当局表示，愿垫支款项以『济饷需』；其它口岸也有类似行动。在华的外籍公职人员或外籍的中国公职人员则与之配合。如左宗棠奉命『西征』，拟向外商借款，英国驻福州领事通告英侨注意这个机会，闽海关法籍税务司且逕以『助饷』为名，向左宗棠兜揽贷款。
中国动乱局势行将平定，有远程前来中国谋求贷款利益的。1869年，曾首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N．Lay)就是一个。顺便指出，他活动未成后转往日本，与日本谈妥为建筑铁路提供贷款一笔。
进入70年代，中外局势都有突变。首次世界经济危机于1873年爆发， 中国国内持续20年之久的动乱于1875年终于被平定下来了。资本主义国家为缓解其经济危机的困境面对中国作为一个渐趋恢复秩序的市场，希望把中国不单当作一个商品市场，兼是一个资本市场，而形成一种舆情。在国外，如在英国的报刊上和在国内外人所设的英文报纸中，议论纷纷，认为加强对华输出资本，包括通过贷款的方式，不单是缓解危机后萧条困境的办法，也比单纯从事于贸易更为有利。除了言论，还有行动。而与此同时，在它们相互之间并出现了竞争的行迹。如中国举借第六次《西征借款》，中英间正交涉马嘉理案，英国公使威妥玛(T．F.Wade)出行『阻借』，德国商人起行『兜揽』，言有『巨款愿借』，⑨威妥玛记在心里，在终于取得这次贷款利益之后，乘机又向李鸿章提出：中国今后举借外债，应予英国以优先权；⑩德国公使巴兰德(Max.A．V，Brandt)闻讯警惕，向中国当局表示：不能使英国特享此项权益，如此等等。
1882年资本主义再次发生世界危机，接着的是长期持续的萧条。一些 国家谋求解救其国内经济困境，在谋输出资本中很看重对华提供借贷资本。1884年，法国对华挑起侵略战火，接着提出媾和条件之一：接受法国巨额(其数量从最初l2．5亿法郎而减为8，000万法郎，又转为银l，000万两)贷款。⑾其它各国对华提供贷款的竞争，旋即急居展开。美国驻华使馆参赞何天爵(C．Hocombe)函致总理衙门。表示：『向美商总借中国库平是银2，000万两』，每年不过『五厘起息』；又受费城辛迪加和白银集团支持的美国商人米建威(Mickiewicz)既与李鸿章商谈共同设立华美银行，又表示愿意提供贷款2，500万两。德国资本家除了组织一个强大的辛迪加于1884年组团来华活动，贴现银行则既派人来华『揽办借款』，又请中国驻德使馆为之代为『通达』、『关说』。
中国经过甲午战争国势一落千丈，资本主义列强顿加蔑视，认为中国随时可能成为大国手中的玩偶，对这个幸存下来的帝国，只不过拥有纯粹名义上的独立和完整，叫嚷应该抓住这个『大好机会』、『乾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怎么解决?『由欧洲有关的几个国家加以瓜分』 。它们除了主要採取军事手段——抱舰政策，提供贷款也被认定是配合运用的一种手段。国际借款的单纯的经济行动，加上了严重的政治色彩。从此，它们的对华贷款，既成为其谋华总战略的一种产物，又是谋求配合实施其总策略的一策。
甲午战争的硝烟还在飞扬时，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中国败局已定，即亲自主持会议，决定『即与中国开始谈判』，为清政府有可能清偿对日赔款提供『帮助』，以期实现『使中国依附于俄国的状态』。俄国资本主义到这时虽有了相当的发展，要说其国内已有富余或『过剩』的资本，则距离尚远。财政大臣维德(S．Witte)奉命，于是即令圣彼得堡国际银行董事逻啟德(M．Rothotein)到法国巴黎设法，并终与法国金融组织联络一起，共同向中国提供《俄法借款》一笔。英国为谋增强其在中国已有的声势，通过赫德，在就近深入了解中国政情后，还在这次战争进行中，由他传给英国资本势力一个讯息，要他们为提供对华贷款加紧准备，并联络德国与中国做成了《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各一笔。
利用贷款作为资本主义强国实现其谋华总战略的一部分，最明显的莫过于它们继19世纪最后几年在华展开『利权掠夺战』，各把在华建路当给一种特权掠夺到手之后，接着于本世纪初与中国政府达成先后如芦汉、津浦等等一批铁路借款合同和1910年代初的又一批铁路借款合同。
资本主义列强策划瓜分中国的猖獗活动激起中华民族的愤慨反击，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也教训了这些强者：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不可轻侮。美国于是提出并经其它国家认同，对我国改行实施所谓门户开放原则并展开活动。就贷款来说，英法德美四国施加外交压力挟制清政府与该四国银团所组成的国际银团于191 1年上半年签订实业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的合同。用当年美国一个参议员的话：美国不仅仅『主张门户的开放，而且从这一举动获得了某些成果』。⑿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政治；资本主义列强继续谋求控制中国的发展方向。民国临时政府初意为“善”辛亥革命之“后”举借一笔巨款，国际银团谋独揽此项，接过善后的旗帜，相对于此词在英文上改用Reorganization；露骨地企图以此贷款为槓桿，重新组织中国向着它们所想要的方向发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列强卷入欧洲战场，日本认为这是实现其称霸『东洋』的『天佑良机』，除了频繁採取、交互兼施军事的、外交的手段，提供贷款也被认为必要且有效的一招。寺内内阁(1916年10月一1918年9月)挟制北洋政府接受的一系列借款，即习称的『西原借款』，就是该内阁阴怀『夜叉心肠』，出以『菩萨面孔』的结果。寺内卸任后对此项借款作了自我评述：『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上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于十倍于二十一条。寺内作此语原为自我辩护，不管他是否含有自夸、比较是否恰切，但于中可以看出一点：他在这一期间是把贷款的作用与外交、军事手段同等看待，不分彼此，只是因应时宜，认为是否更有效的区别。
日本在一战时图谋实现其最终征服中国的总战略，而所採取的种种活动，一直遭到其它强国的嫉视。还在这次大战将结束而尚未结束时，美国出头，提出重新组织国际银行团的建议，英法当即赞同，日本则极不情愿而在形势所逼下最后决定有条件的参加。四国之间经几年谈判交涉，最后达成妥协，一个旨在按各成员国的外交政策行事，竭力独揽中国贷款(后规定实业借款除外)的新四国银团于1919年成立了；并旋成为在经济方面贯彻执行『华盛顿会议体制』的一个执行机构。然而，四国虽然原设想联系在一起的利益会比它们间互相竞争、分离的利益来得大，但在组成一体后，尽管商定了行事规则，并不意味着它即拥有统一的政策。它们在所面临的各个问题上，经常不能一致；相反，每多冲突。结果新银行团虽计划独揽中国贷款并制定多个方案计划，还多次派人来华活动，都没有转化为现实。
时栘势易，经过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资本主义列强为谋把过剩商品倾销国外，再次认定中国是一大市场，企图以对华提供贷款使具有购买的实际能力，并作了试探。过不久东西方法西斯势力挑起战争。欧美诸国首先为其国家利益谋，需要支持中国；乃在贷款上，改具善意，不取作一种侵害中国的手段。
三、中外形势演变激荡中的中国外债的形成及其规模、结构
中国近代外债在中外形势的变迁冲击中形成着；它是怎么形成的及其规模、结构，且作一概述。
先以在借贷关系的形成中，双方是对等洽谈，还是坐在谈判桌旁具有势位的差异。一有差异，势必由占据优势地位的一方主导着谈判的进行，并总以或首要以它的利益为依归。这里以主导权为准，记述成债的经过。
清政府从最初触及外债起约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对外来的游说、兜揽，作出拒绝还是接受；和设若出于自己的需要，在选择贷款作出决断上，总算能掌握主动，未失主导之权。从1885年起10年间，在资本主义国家加强迫胁下，开始出现了时或『儒忍受之』的现象。甲午战后境况突变。战后首起几笔大借款，全在资本主义强国摆佈下形成的。即使出自主动，并规定了相关的原则、方针、策略，在对方的步步进逼下，总不能守住原则，落得个既失利、更失权；1898年中比《芦汉铁路借款合同》就是显例。还有就是我国本不需要借款，可是在有关国家的压迫下，而被迫接受，如1905年的中英《道清铁路借款合同》，1908年的中英《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司》等等都是。这种实属片面强加做法，一直延续到民国最初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结束后几年，盘踞中央及各地的北洋军阀，为筹措经常行政经费，张逻供作相互向混战用的款项，经常向在华外资银行申请借款、垫款。这些机构所属国籍的驻华使领，为便于操纵我国国政以达到其本国在华增强势力和影响的目的，也常以提供贷款相引诱。这样，所有借款、垫款，罕有例外地都是在贷方主导下按其设计、安排才做成的。国民党掌权执政，面对严峻形势，一时停借外债，主动并较认真地做着整理旧债工作，为力求贯彻其既定的举借外债的原则、政策，也作了一些尝试，开始扭转长处于劣势的被动局面，到了抗日战争期间，终于转为能按国际信贷正道行事。
依据上述成债状况，并尽可能地与我国近代史相照应，百年债史可先取1911 年为分界年，区分为清末(1840-1911)，民国(1912-1949)两个时期。再在这两个时期里，各以1895和1927两年为界，分别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中国近代百年外债史，即由这四个阶段史事串连组成。
第一阶段借款次数不多，数额也少。第二阶段在资本主义强国的以『铁路和银行征服中国』政策的作用下，笔数剧增，借额增加得更多，加上债务化的巨额庚子赔款，成为在四阶段中位居首多。第三阶段的借款是杂而乱，来路颇多不正，用途更多不明，陷国家实际处于破产境地。第四阶段的借款绝大多数用于抵抗日本侵略，佔约1／3；用于铁路等经济建设的属次多。近代整个借款规模，经前辈如徐义生先生多年孜孜搜求、分析，截至1927年的债项，早已整理出了比较详实可靠的统计^^文档，自然也难免需加稍作调整补正工夫。1927年后的外债，既有学者仿前述《^^文档》作成类似的^^文档，也有把当年有关官书翻印问世的。这些，都足以取其精华作为参考；自己对外债也频有兴趣；在学习上述成果之余，参证以曾经过目的一些中外文档案、报刊之类史料，对近代外债规模，由于种种原因(详本文『四』)虽不敢贸然断言一个定数，论笔数大致为650项上下，数额以国币计在45亿元左右，也许较接近事实。外债总量和各阶段的数量及在其总量中比重，参见表一。
时 段 数 量 比重(％)
1853—1894 7.716 1.7
1895—19ll 165,708 37.0
1912—1927 133,690 29.9
1928—1946 140,790 31.4
总 计 447.904 100．
本表据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文档1853-1927》，中华书局，1962，北京；郑会欣著：《改革与困扰——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尝试》，第110-116页，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8年，香港；财政整理会编：《财政部经管外债说明书》，第三、四两册，1947年，南京；作了一些增删调整製成。
此等巨量外债，习惯上分为政治(或财政)借款和实业借款两大类，沿用之也无可无不可，但总嫌粗疏了一些。似宜细分成七项，如军政费用、财政金融、铁路航电、工矿企业等款、以债偿债。
中国外债的不合理性，形成越借越重。『赔恤筹款』、『以债偿债』，是沉重负担；军政费用主要用于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也包括早期为备防日本、西班牙的骚扰入侵和法国的侵略。借款以生利的，还不到全部债额的1／4 。这就是中国近代外债构成的大略。
中国素重信义，处置外债也是。第一阶段的外债边借边还，到该阶段末，除了少量未到期的全部还清。第二阶段的基本上能按期清偿，但由于借期较长，遗留了多笔巨额债项，第三阶段的外债既多且杂，贷借关系很多不正常。贷方之别有用心者为要实现自己的谋划，除对借方诱之借款以便操纵外，并常以借方不能如期还本付息，取作一种挟制的把柄；或以爽约为名压迫贷方另立一新债，循环往复，使之长处于债务的羈拌中，南潯铁路公司与日本『国策』公司之一的东亚兴业公司从1912年起13年间的第三次、第四次借款，基本上就是这般形成的。1920年前后，届期应偿本息多未能如期清偿，被奚落为中国无债信的国家，但所以致此，贷方更应该负部分责任，因明知无力清偿却硬要贷给一笔款项，下手时即不期望如期清偿，岂非是故设债务陷阱，使借方坠入越穷越借，越借越穷的恶性循环：如果单说中国无债信，则是以偏概全，不符合整个事实。
四、一些想法和困惑
中国近代外债史事表明，它不只是涉及国际信贷的一项经济事务；而是广泛深入牵及当年我国外交、政治以至军事等政务，和资本主义强国谋华战略及远东国际关系。我们若预再现这桩史事，首先就该缘借款来由、成债经过的来龙去脉，先细作梳理，然后作综合的全面的研究，以利于对这一史事能有较全面深入的认识。
中国近代外债毕竟是构成同时期财政经济问题的一个局部，属于经济史这一学科领域。在据经济史这一学科的特点来研究的前提下，似宜再作双向开展：一、侧重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求索；二、侧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就个人兴趣说，偏向于后者，只是学殖疏浅，深感掌握为难。
中国近代对外借款议成债务的达几百件；还有虽有过议论、磋商以及虽经谈成立有文书，由于种种原因终未构成债务的，估计至少也有上百起。我总想：这些事项虽然未终成债务关系，却也是对外借款史事中曾经有过的事情。研究中国近代外债这个课题，自然该以已成债的事项为主、为重，但也不宜完全无视虽未成事实但有过的活动。取此为辅，与为主的相配，既较全面，也许更能有助于揭出历史现实的底蕴。
一笔借款在贷方之所以能够出贷，自然缘于它有此实力，即拥有的资本有了余裕以至『过剩』；结合中国债史，却不尽然。俄国情况已述如上。与之类似，日本经过甲午年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一跃成为『帝国主义的候补国』，其整体国力经济实力与先进资国主义国家比较还差得很远；还经常应国内需要之急，向它国借款。它在同一时间内一方向其它国家借款，另一方面争向中国贷款。虽然，它不是像俄国那样直接转贷，鉴于这些史例，说明有了『过剩』资本乃有输出资本的急迫需要，这是真理，但不能竟成『先验』似的用此作说明，重要的在于结合实际作具体分析；能这样，对贷者之争借款利益的时机和目的有可能获得更切实的认识。
外资通过借贷关系而流入势必对其国内经济政治生活产生作用和影响。所以能起这种效应的资金，只限于真实流入的部分。中国近代的借款、债务 量，并不等同于真实流入这么多的资金。很明显，债务化的庚子赔款哪 有一分一毫资金的输入，只能有如此一笔资金加上相应的利息从国内的流出；为偿甲午战 争的对日赔款，转向英俄等四国借了三笔大债；借款一提到转手就在伦敦 交给日本了，除了极少的尾数外，都从未流进国内过。此外中国近代所议成的数百笔借款中，存在着并无现货流入的空头借款。这些借 款有借新债还旧债的（其中包括借成新债交割时强被扣除部分偿还旧 欠），有把积欠的利息转成一笔新债的；还有以汇兑上的差额补成一笔，如1905成立的《镑亏借款》英金l00万磅……所有这些，说到底在借方都 是金货的纯输出。它在外债总额中，佔了相当大的比重。在 论述外资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应该予以釐清这个出入。输入有影响，输出同有影响，但是这两种是截然不同的影响。恕我冒昧，就我闻见所及，某些论述外资的论著，在这一层上颇多疏忽。
借款的价值评价问题。在近代中国，一有外债对之就有评论；有出自国人的，也有出自外籍人士的。这里单记国人的数例如下。
中国最初始有外债下久，福建巡抚丁日昌对于外债多以关税作清偿财源，颇有忧虑，认为将来必多麻烦。清政府与举着债的同时，也另有一些考虑：『借用洋债』，非筹岁入『正道』，国家经费有常，岂堪骤增此意外巨款，『洋事最宜界限分明，否则，将来必有轇轕不清之日，尔时噬脐无及，为患胡可胜言。』清王朝临被推翻时与四国银团做成《湖广铁路借款》一笔；革命党人犀利抨击，这在干颠倒政治方针，阻碍人民企业的坏事。⒀。北洋军阀当权执政时，滥借外债，有人揭露并无正当用途，但求借得巨款各饱私囊，斥之为『忍心卖国』。⒁国民政府首次借成巨款——中美棉麦借款，顿激起强烈反响，或给以绝好评价：行看复兴农村暨关于建设事项，皆可次第实施，其为福利岂有涯矣。也有恶评的，接受美国转嫁危机的过剩产品，使中国经营不足的民族工业更趋凋敞。时人评时政有其优越处，也存在难以避免的缺陷。俱往矣!这些都足以增补今人的认识。
50年前的史事客观存在不变，尘埃既经落定，今人对其更有条件也更应该务实地客观地作番科学的评价了。鉴于评价的不同总缘于准则的相异，人各有自定的标准，势必作出不同的评价。我也琢磨过，想到一些很不成熟。窃以为有那么几条，似可考虑。一、国家利益。世上任何国家的政府没有一个不是为其国家的最高利益行事的，借贷行为也是这样。中国近代的借款之所以能成，在贷方必然是认定了于已有利才同意出贷；我们要注 意这点，更要注意对我为何?是利是害，是无碍或无害；必须坚持的是通过对国家权益、民族荣誉以至社会经济生活不致遭到损害，以最低限度无碍无害作为准则之一。二、主观意愿和客观实际相结合。借款是供公利用的，利用的实际结果，可以是意愿和实际相符，也可能不符或背离，注意这个结合并以客观实际效果为重。三、利害辩；利或害有摸得着看得见的，也有不是这样却可以确实感觉到它的存在；还有长期、短期之分；所有这些都宜结合着考虑；衡情的酌理地作出判断。总之，无论是对一笔借款还是对借款总体作出价值评判，总宜先有一个准则。
最后，自己时感困惑的问题很多，且只略举一些。
就自己见知，综合同行列出的笔数总量，比我上文所写的要多出百余件。为甚么，原因在于我剔除了不少。例如动用债务化的庚款之出自『退还』的，我认为这不应列作外债。庚款既经『退还』，其所有权即属中国，某一机关借此款对它来说是一种借款，但其性质决不再是外债了。过去自己也把它列作外债，这是错误的，待有机会让我改正这个错误。同理，同行有把它仍作为外债的，我是断然剔除了。还有商务与借务是截然两回事。中国企事业举借的或为其举借之由材料债项构成的，其中既有转变为借款的，也有并未转变其属性，仍是商务中按约定交款日期未到的部分价款，尚未蜕化成为欠款：有些企事业单位或某些地方当局借的外债，若未经政府事先批准或事后承认，按当年外债政策，是不能算作国债的；一家企事业即使国营的，政企分离，它借的债它负责；地方当局借的情况也近似。偶见一些论著中，间有把美国『租借法案』为记数而写的款额作为借款；我认为否。这是二战时期间前未之有特殊的军事经济关系的一种，而绝不属于贷借范围之内；又如《美国财政协定》、又作『1942年5亿美元信贷』，《英国财政援助协定》或作『1944年500万磅信贷』，之对构成正常借贷关系例有的利率计算、本息偿付、条件担保等要素，都无明确规定，有待事后商议而事后并未商议的『信贷』；能称之就是中国的借款、债务吗?无寧说略近“租借法案”衍变而成的，性质也与之类似。所有这些都值得商榷，审实后再予确定；不过在我是认为该排除于外债行列。
最后是关于计量单位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对单项或少数几项借款作分析或对某一时段的债务作分析，计量单位不成大问题；在两个币种间作折合，可以做到确确切切。但对整个近代，把所有借款作研究对象则是另一回事了。中国近代外债中，作为计量单位的，中外币都有：就国币说，有库平银、规元、银元、法币等等近十种；外币也是，有英磅、美元、法郎、马克……之别。所有各种货币的值在时近百年中既常变动；汇率更是这样。世界上迄未出现过国际货币，但似习惯成自然，一次大战前以引用英镑的较多，二次大战起多据美元为准；两次大战之间则是英镑、美元兼用。中国近代外债就以英镑或美元为准来统计吧!为什么要用它?特别是涉及到我们应该把外债史融入同时代的经济史则尤为不妥。设以国币为单位吗？我国这一年代的货币实在是太紊乱，难取一为准。假定一个虚拟的单位，例如：黄金作为计量单位，做得好可以算得很精确；否则，会似治丝益乱，弄成本来面貌全非，而且为大眾不熟悉，难获接受。以此，很困惑。在统计中有需要时，只得将就着这么来试算：各个阶段的债量若以外币为准而又注明国币量者，即以国币为准，若无则据当时汇兑率合成国币；抗战发生后情况特殊，国币币值急居贬低，有关外币虽也贬值，毕竟相对说来幅度要远远少得多。当年有关当局编印的外债集中，定有汇率的『假设』价。即：既不同于官价，更不同于黑市价或作市场价。设若採用这个『假设』汇率，把同以美元为计量的债项折成国币数，对在战时形成的与在战前的比较，必致相差悬殊，终致失真为权宜计，仍不以这个“假设”汇率而以战前的比价来折合，这么做妥吗？也许这是属于徒行『自扰』的行为
参 考 文 献
护部尚书祁寯藻等密奏，咸丰三年六月十八日，又同月二十八日，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皇朝经世文编》，第4编第18卷。
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许乃釗片，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二日，《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咸丰朝，第4(卷?)第15页。
左宗棠奏摺，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光绪四年二月十六日奏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2l卷，第64-65页，第45卷第71页；第53卷第20、21页。
税务司1897年7月27日第八号通札，《总税务司通札》第1辑，1861-1875年，第122页，特引自陈诗啟著：《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马建忠：《借债以开铁道说》等篇；《这可斋记言》第1卷。
⑥ 潘复通电：《任内借款经过情况，1922年3月29日》；《民国日报》，1922年4月2日，又，1992年11月15日。
引自《民国日报》1923年4月25日时评：《败家子的借款法》，(楚傖)。
⑧ 荣孟源、孙明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文档》，第2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北京。
⑨ 左宗棠致胡光墉函，光绪二年七月十二日，<左文襄公全集》，书札，第17卷，第50-52页。
⑩ 『往拜英国威使问答节略』，光绪七年十月初八日，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12卷，第32页。
『往拜英国威使问答节略』，光绪七年十月初八日，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12卷，第32页。
参看宓汝成著《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0-1949》，第1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上海。
宋教仁：《论川人争路事》、《民立报》，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陈炯明电，1921年8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