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提高与形成.
分析经济增长发展与人口变动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形式，分析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
内 容 摘 要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1978年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市场化的深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自身也有了重要的发展。前期，我国的经济增长大多依靠低劳动人口成本，高投入等方式取得。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国也不能独善其身，经济增长放缓、投资消费信心受挫。因此，制定相应的经济决策，利用宏观调控等手段来对抗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决策、宏观调控
经济增长与经济决策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经济增长放缓、投资消费信心受挫、资金市场疲软和县域主导产业前景不佳等无不影响着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因此，如何制定相应的经济决策，利用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分析,也会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进入21世纪来，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了一个跨越式的进步，然而，我们现代人如何去从中吸取经验？前几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有一篇文章影响很大，题目叫“亚洲经济增长的神话”。他这篇文章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发表的，主要观点是东亚这些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入带动的，有短期效应，所以这类增长很快就会过去。
经济增长的提高与形成
改革从1979年算起，到1998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这2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是9.7%，而改革以前从1953年到1978年这26年中平均增长率是6.1%，所以根据这两个数字，改革期间平均经济增长率提高了三个多百分点。关于改革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究竟有没有那么高，国内国外有不少讨论。比如世界银行在前几年的一个报告里认为，从1978年到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统计局的数字偏高。他们提供的数字是8.2%。还有一位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家叫安格斯.麦迪森，他对同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是7.5%，比世界银行的估计更低一些。我们对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做了一个估计，主要是根据几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根据工业产品中1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实物量的增长对工业增长的数据做了核算，另外根据电力和交通运输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对经济增长也做了核算，还有就是运用模型分析的方法把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一项项剔除，剩下的就是数据偏高的部分。做了这样几个分析以后，我们大概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改革期间从1979年1998二十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我们的初步估计是8.5%。这个数字低于统计局的数字，比我刚才提到的国外的两个数字稍微高一些。偏高的部分实际上主要集中在90年代，80年代经济增长率的数字有一些偏高，但偏差不是很大，到90年代偏差就到了两个百分点。统计局的数据偏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国外一些研究人员提到的我们GDP计算方法有缺陷、对不变价格的计算有缺陷等等，但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级地方政府虚报产值造成的。实际上统计局对此是了解的，所以它每年对从地方上汇总起来的经济增长率要进行调整，他们叫做“压水份”。所以每年公布的数字都是统计局压缩了水份后的数字。比如1998年，当时目标是增长8%，统计局的数字最后是7.8%，但实际上如果你看各地方的数字，除了新疆以外，各省市的数据都超过了8%，如果简单汇总的话可能是9%还多，所以统计局从9%调整到7.8%已经做了很大的压缩。但是我们这个分析认为尽管统计局做了必要的调整，但是调整还不够，实际增长率可能还要低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讲，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率起码提高了三个多百分点，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即便是8%的增长率，在世界上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
所以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显著加速？现在大家已经看到的事实是从1978年改革以来的二十年中间，基本上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了，因为如果假定把经济增长率规定在7%的话，二十年期间经济规模就会扩大4倍；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7%，所以中国的经济规模与1978年相比已经超过了原来的4倍。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但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下一步会怎样？经济增长是怎么形成的?
⑴投入要素。首先我们把生产要素分解成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几个方面。大家关注最多的是改革期间投资增加和储蓄提高，到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我们做了一些计算，计算的结果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改革期间储蓄率有明显的提高。平均储蓄率在改革以前大约是30%，1978-98年期间大约是37%，所以储蓄率在改革期间大体上提高了7个百分点。投资方面，如果以GDP为100的话，那么固定资产占GDP的比重在改革以前平均是18.5%，改革期间提高到了26.8%。再看资本形成。资本形成就是把投资中没有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去掉，最后计算净的资本。按这个数字算，1961-77年期间平均是12.6%，1978-98年提高到22.2%。这三组数字在改革期间都明显提高了。这里头还说明一个问题。改革以前储蓄率是30%，就是每100块钱GDP中有30块钱拿出来作为储蓄，那么这30块钱有多少形成了固定资产？只有12块6。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投资效率，就是说有大量储蓄或者变成了积压的存货，或者在投资过程中有很大的浪费，所以最后净的固定资本形成率相当低。⑵改革以后储蓄率提高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存货的相对减少和投资浪费的相对减少。我不是说现在投资没有浪费，仍然有很大的浪费；我是说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很多项目是由行政命令、主观意志定下来的，有的项目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所以投资中的浪费非常大，很多项目还没有建成就已经报废了。改革期间市场导向的结果，在这方面可以显著看到投资效率提高了。算下来最后是每100块钱储蓄中改革以前有42.1块形成了固定资本，改革期间是59.4块。这个数字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后来的计算，我们又对它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最后的结果可能与这个数字有些出入。但基本方向是一致的。这就说明改革期间投资增长，一部分是由于储蓄的提高，另一部分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大体算来，投资效率提高对投资增长的贡献，要超过储蓄提高的部分。总的来看，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提高导致经济增长加速，这一贡献大约是1个多百分点，不到2个百分点。这1个多百分点中间，储蓄提高的部分占不到一半，其余的很大一块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加上90年代以后外资投入的大量增加这两个因素导致的。⑶关于劳动力的增长分析，改革以前和以后基本差不多。劳动力的年增长率大约在2.6-2.8%之间，改革之前和改革以后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认为，经济高速增长与劳动力的变化没有太大的关系。
人力资本的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对人力资本的增长做了很长时间的计算，得出的结果是我国改革期间与改革以前相比，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是放慢了。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改革以前，特别在解放初期，全国人口很大一部分是文盲，50年代普及中小学教育大大提高了中小学的入学率和升学率，这是促使人力资本增长加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改革期间由于中小学入学率在基础上就已经比较高了，所以要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速度相对就要慢一些，这是正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认为改革期间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还很不够，教育体制也亟待改革。所以，在改革期间人力资本增长没有加速的倾向，反而比改革以前更低一些。我们在初步的报告里曾经有一个判断，就是人力资本增长的减速整个抵消了物质资本增长的加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来又重新对几个数字做了核对以后，发现这个结论需要做一点更正，就是说人力资本增长放慢的幅度没有那么大，所以整体上不能抵消物质资本加速增长的因素。
整体概括一下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这几个要素来看，唯一对经济增长的加速起主导作用的，是资本投入的增长。它的贡献就是我刚才说的1个多百分点，这1个多百分点又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储蓄提高带来的，克鲁格曼说的投入带动型的增长如果单指这一部分是可以的，它确实有一种短期效应；但是另外一部分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带来的，这一块就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是投入增长的带动。
二．分析经济增长发展与人口变动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着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在特殊地、历史地作用于人口规律。”人口变动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当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时，将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反之，将起到延缓经济发展，甚至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与破坏的作用。
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的自然变动，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越低。其二，经济发展决定人口迁移。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及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使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人们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以谋求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其三，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结构。包括人口阶层结构、教育结构和职业结构等。
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影响人口变动。一是经济发展使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使得对劳动力由数量的需求转向质量的需求。二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生存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强化了人们对自身发展和享受的需求，生儿育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弱化。三是经济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城市化体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全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现代生育观念的建立等等。四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科技进步，提高了避孕节育技术，改善了人类生殖条件，从而促进了人口素质的提高。五是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能力，促进其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转变。六是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日益完善，弱化家庭所承担的传统功能如养老、保障、安全等，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
从微观角度看，经济发展同样对人口变动产生影响：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的生育决策取决于家庭收益最大化这一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将增加对高质量的劳动力需求，减少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家庭为了培养高质量劳动力，必须增加培养孩子的成本投入，从而产生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二是父母受教育水平高，尤其是妇女受教育水平高，就业率高，收入水平高，则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父母倾向于减少养育孩子的时间。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的完善，使得养育孩子的收益减少，生育效益下降，有助于降低生育率，四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使人们更注重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再加上城市规模扩大，生活费用上升，增加家庭抚育孩子的成本，促使人们倾向于少生孩子。
上述分析对于我们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有宏观环境的变化、政策变化只有落实到微观利益机制的变化上，才会最终发挥作用，目前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制约手段实现的，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生育率的自发下降，这在农村尤为明显。群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在家庭这一微观层次上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利益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把建立利益导向机制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推行“三结合”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途径。
三. 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形式，分析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
当前经济形势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抉择：
㈠ 防止通货紧缩仍需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
1999年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外市场，增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投资，调整收入分配，刺激居民消费，保证了全年经济增长7%目标顺利实现。总的来看，1999年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运行基本情况是好的。但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持续。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一方面要看到成绩，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经济总体运行情况仍不容乐观。到今年10月份，生产^^文档价格指数已持续下降了43个月，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持续下降了25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下降了18个月。到2000年，加入WTO，给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发展，特别对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结构性调整，以及改善贸易条件扩大进出口规模，都将发挥积极作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有：
有利因素：①物价水平的降幅有所缩小；②国有企业效益有所回升；③出口止跌回升。
不利因素：①影响金融正常运转的呆坏账问题并不可能短期内解决；②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迅速下降。特别是更新改造投资1一9月份累计同比下降1.7%.结构性调整，压缩过剩生产能力的任务仍然很重；③消费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始终在低位徘徊；④国企改革人员下岗分流后再就业压力较大；⑤一系列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如此等等都必然提高社会储蓄率，抑制消费，减少投资；⑥金融机构贷款和企业存款的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些因素都会在较长时期内对总需求产生不利的影响。形成通货紧缩的环境。这些不利条件，特别是长时间、大范围的物价下降，使企业开工严重不足、居民收入预期下降、国内需求不振、投资需求不断下降，形成通货紧缩型的有效需求不足。加之早几年消费体制没有及时改革，消费环境不好、消费政策限制、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原因，以及长期结构性矛盾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大等原因，这些都助长了通货紧缩。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要保持7%的GDP的增长还需进一步创造条件，进一步实行积极的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㈡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是有限的
⑴ 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党中央一系列决策核心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条件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决策不能半途而废，因为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通常都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充分见效。过去我们治理通货膨胀时也用了二至三年时间，现在仅用了一年多时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其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形势已得到稳定，虽然还有许多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还没有解决，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政策的效果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正确的认识形势，对已经实施的政策产生怀疑有可能会使过去的政策半途而废，再重新启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现在是要坚定信心，按照既定目标前进。
⑵ 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是有限的。
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在经济周期的低谷时期，以其启动经济，但这种政策不能过分使用，搞不好很可能为以后的通货膨胀埋下祸根。我国目前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增加，综合债务负担率提高，扩大发行国债的余地越来越小，积极的财政政策空间受到一定的制约。先说中央财政赤字侍狻＞萃臣疲?991年一1999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情况，均在3％以内。虽然中央财政赤字GDP比重并不大，但由于中央财政收人占GDP的比重不高，目前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经超过60％以上。再说财政潜在的债务风险问题。1998年我国预算债务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1.7％（不含增发的600亿元专项国债）。即使加上增发的国债，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也不能算高，但应考虑国家财政可能出现的“或有”债务问题。我国的“或有”债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后的债务（包括企业债转股后形成国家承担的债务）；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违规举债、违法担保形成的债务；未纳入预算的，包括国家政策性贷款和指令性贷款事实上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形成的不确定债务部分。如果把这些“或有”债务和账面上的债务加在一起，根据国家综合负债及金融风险指数的国际比较计算综合负债指数=（全部外债+政府内债+银行坏账*%）。由于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发债历史短，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潜在债务风险更不容忽视。
⑶ 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考虑。
由于存在国家综合负债率较高的风险问题，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好地考虑使用效果，由扩大需求为主转向扩大需求与增加供给并重，因此，要更多地支持关系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和企业，在扩大有效需求的同时，更好地改善有效供给，加快结构调整；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增加转移支付力度，更多地补充社会保障基金；要改进财政资金的使用办法，适当采用财政贴息的措施，引导民间投资投向，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
⑷ 对两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存在不足之处的分析。
在充分估计到困难的情况下，要看到治理通货紧缩和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因为目前我国经济战线正进行一场战略性的结构性调整和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其力度和范围还会不断扩大；时间上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期间要彻底改变目前通货紧缩状况似乎不可能。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困难想得多一些，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正确制定政策。这种基本判断有助于我们对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反省；当前经济形势的焦点仍然是通货紧缩趋势，如果还是只一味地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而不注重货币政策的配合，很可能只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200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应该是以反通货紧缩为主、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
㈢ 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⑴ 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⑼
金融在经济增长中应发挥更大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取得最大效率。
⑵ 货币政策作用欠佳的主要原因。
这中间形成欠佳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既有银行不良资产过重负担形成的过度防范金融风险的原因，也有因需求不足引起贷款不断下降使得货币供应量低位徘徊等原因。
⑶ 金融风险不可等闲视之。
金融风险表现在：1.近年来，部分金融机构的支付风险已经显现出来了，一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兼并和破产；2.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较高。虽然目前已经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但实施“债转股”后，短期内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这些不良贷款的产生有旧体制的客观因素，也有银行内部的原因；3.资本充足率达不到要求，虽然去年中央财政发行2700亿元国债补充资本金，但仍达不到巴塞尔协议的8%的要求；4.国有银行经营效益较差，收息率下降，目前国有银行收息率不到60%，亏损加大，风险仍在增加；5.特别要注意近来银行储蓄存款开始出现明显分流趋势，应重视储蓄资金向国有大银行集中带来的问题。存款向大银行集中，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备付率不断下降，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要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注意防范中小金融机构支付风险。
⑷ 积极运用货币政策不能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立起来。
只有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壮大国家经济实力，才能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坚实有力的基础。当前，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是明确的，但由于一些体制性的障碍还没有消除，一些政策措施还不到位，使得货币政策的效应不尽如人意。为此，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扩大货币供给，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⑸ 改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改革。
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更加有力地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外贸企业和出口产品生产企业，以及中小企业、非公有企业的发展，解决城乡金融组织如何满足城乡中小企业和农户资金需求的问题。要鼓励农村信用社开展对农户的小额生产贷款，满足有适销对路产品的企业资金。中央银行应适当增加对信誉好、资产质量高的地方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基础货币供给。
㈣ 加强计划和预见性，加快市场化进程
⑴ 关于加强计划和预见性的问题。
去年和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拉动投资。在这过程中每次都由于对经济发展后劲估计不足，存在突破预算、增加发行国债问题。应该对2000年赤字有一个明确计划，一步到位算清楚，以免中途出现追加赤字情况发生。加强工作计划性和预见性，可以提高我们工作质量，保持工作主动性。
⑵ 关于加快市场化进程问题，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改变。
过去我们只注重政府投资对刺激经济的作用，政府作为投资主休把投资搞上去，以此完成GDP的增长。但是这需要政府采取长期赤字政策，牺牲长期发展为代价的。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现在主要还得依靠财政政策，还是要多搞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但是要注意政府的财政政策对一些竞争性行业的投资，包括对企业技术改造的项目的投入，不应该由政府自己做，而是要由企业自己投入。投资主体一定要改变，要由政府投资置换到企业，这就涉及到怎样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问题。政府投融资体制现在存在的许多体制性弊端，投资领域存在诸多矛盾大多都是由于政府充当投资主体所带来的。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增加有效供给，带动民间投资。在以后加快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部门需要改善的地方：①政府投资部分严格把握住投向，预算资金用于的项目一定是经过立项批准的基础设施；②尽快促进企业投资主体的形成，组建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③制定一切可能的政策扶持民间投资，包括资本市场证券投资；④探索和试行高科技企业融资体制，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尽快建立中小型科技企业上市机制。
㈤ 集中力量解决总量矛盾，加大结构调整，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
要认真处理好一个关系，努力做到三个结合。即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坚持短期解决需求不足与中长期扩大有效供给相结合、短期刺激增长与中长期结构调整相结合、短期实行各极的财政政策与中长期防范金融风险和国家风险相结合。
总体上说，我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今后20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中，资本的贡献大约仍然能够保持3个百分点左右；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贡献，劳动力的贡献有可能下降，人力资本的贡献有可能加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方面的因素。再考虑到结构变化和体制改革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包括在内，今后20年中比较乐观的估计是，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或接近于7%的水平是有可能的。当然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说你要不要推动城市化进程、要不要较大幅度的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政策。但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是有可能的。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参 考 文 献
1、《中国人民大学经济》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胡永远，杨胜刚，《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 经济评论，2003，(3)
3、曼昆，《宏观经济学》（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