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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悲歌

小城悲歌
《小城三月》是萧红身居香港而梦回呼兰河时期的作品，也是其小说创作的绝笔之作。在这篇作品发表半年后，这位对人生的温暖和爱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的年轻女作家便带着滞重难言的寂寞和孤独，在日军攻占香港的炮火中悄然病逝了，也许这位身世坎坷的女作家对于人生的不幸有着太多的体验，所以，在这篇题为“小城三月”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透绿的三月的原野，更是含苞欲放而有突遭摧毁的花朵，听到的不只是春天带着蛊惑的呼唤，更有哀婉凄切的三月的悲歌……
一、人物、历史与哲学
《小城三月》叙述的是一个恋爱的悲剧故事。五四以后，由于个性解放思潮的激荡，恋爱婚姻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颇为看好的题材领域。但是，除了鲁迅、郁达夫等大手笔之外，许多作家的创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反封建礼教的社会意义，但由于思想穿透力不强，因而更多地局限于题材本身；《小城三月》的特异之处首先就在于它写出了恋爱中的文化和由这一悲剧所反映出的历史。萧红对于文化、历史的深刻思索、对于人生的深切体验都集聚在主人公翠姨这一人物身上。
在恋爱题材上，翠姨这个形象是独特的，她的悲剧不是源于外在的迫压，而是源自于其内心的冲突与失衡。她是一位处在文化转型期的少女，她所处的时代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空前激烈的时代。地处北国边陲的小城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较早地也较多地受到了异域文化的影响。作为对这一影响的具体展现的是作品对异域器物文化的描写和对“我”家“咸与维新”氛围的渲染。“我”家不但有笛子、箫，而且有了日本琴、风琴。而翠姨到哈尔滨采办嫁妆时，更接触到了暖气和洋床。在这里，器具已不仅仅是一般的用具，更是一种可视的文化形态，一种与传统文化既不同形更不同质的文化形态。与之相应，作品着意渲染了“我”家的民主开通的气氛：“我们家里自从父亲维新革命……兄弟姐妹，一律相待，有好玩的就一齐玩，有好看的就一齐去看”。他们胡闹着吹笛弹琴，相拥着去看花灯，而且，伯父甚至当着儿辈的面调侃翠姨，称她为“林黛玉”……不用说，这样的胡闹调侃是不守传统的“规矩”的，它们实质上是对封建秩序格局的挑战与冲击！
但是，在翠姨生活的时代里，传统文化仍然以其固有的姿态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张扬着自己。在这里，传统文化不再是一般的伦理信条，而成了一种风俗习惯。换言之，这里的风俗习惯实际上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相沿成习的文化形态。作为对于这一文化形态的展现，是萧红对于婚姻形态和仪礼的描写，在小城习俗中，婚姻是包办的。翠姨的妹妹一订了婚，婆家就来了聘礼；而翠姨与那个又矮又小的丈夫的婚姻，又何尝不是由他人包办？
翠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并存的态势。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翠姨是幸福的，因为与传统女性相比，她毕竟呼吸到新的时代气息，感受到了新的文化氛围；但她又远不是轻松的，因为在文化转变时期，在尚未确立新的价值标准的社会里，一切都必须由自我选择和确认。这样，个人的心理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对于现代文化，聪明而孤寂的翠姨是由衷向往的。她乐意谈论学校、议论学生，她之“喜欢我”、“佩服我”，也是“因为我在学堂里念书”；在被迫订婚后，她还“一个人站在短篱前面，向着远远的哈尔滨痴望着。”但是，翠姨对于现代文化的门槛前裹足伫立，是因为她深层的心理结构和情感方式还远不是现代的。现代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内容，而且也是一种精神。它们本应是一体的，但是在翠姨身上却又呈现出了一种悲剧逆反现象：向往现代文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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