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科学体制化的起点，表现为科学社团的产
生、科学出版物的创办、科学教育的专门化和职业化及科技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形
成。由于“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对“科学”作了中国式的理解，科学成为“正确”
或“真理”的代名词，致使科学的生产力功能基本上没有得到释放，究其原因是科
学在当时救不了国，“科学救国”让位于“革命救国”。只有争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
解放.科学在一国之内才具备昌明繁荣的社会条件。从“五四”时期的“科学救国”
到今天的“科学兴国”，虽一字之差，但内涵珠异。“救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兴国”则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只要科技落后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科学启蒙的任
务就不可能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启蒙是一个百年的主题。
关键词： 科学启蒙 “五四”
我国现代科学和技术产生的历史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相联的。在纪念“五
四”运动80周年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了20年的历程，这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些新的视
角来考察科学和技术在我国百年来的发展，进而获得某些新的见解和启迪。
当人们追寻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形成的历史轨迹时，不难发现它和新文化运动的联系。社会学认为，科技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形成，有赖于科学的社会体制化。长期以来，我们虽然对“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想有不少研究，但是，对当时科技人才的成长、科技出版物以及科技初步体制化等情况却较少注意。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科学体制化的起点，它使中华学人认识到“非合群探讨，无以致学术之进步”。由此在科学、民主两
面旗帜下，聚集了一批精英，产生了一批科学团体。日本学者汤浅光朝评价说:“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萌芽的，是以1913年丁文江的国内地质调查所，1914年任鸿隽的中国科学社，1913年蔡元培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和李石曾的国立北平科学院为它的重要据点的。”[1]
较之晚清所设立的许多昙花一现的学会，“五四”时期成立的那些学会，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的那些科学学社的作用。如中国科学社1914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成立时，会员仅35人。该会迁回国内后，1919年有435名会员，1929年有981名会员，1939年有1714名会员，1949年已有3776名会员。中国自然科学杜成立于1927年，以后逐步发展壮大，分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心理、农学、工学9个组。这些科学团体大都在上海、北京、南京和重庆等地。其宗旨为：图谋科学之昌盛，促进技术之发展，不分畛域，不拘党见，研究科学，交流学术，普及科学知识。自从有了科学团体后，中国科学逐步摆脱了单纯介绍西方科学成就的局面，开始有了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其中有的还达到了世界水平。
对于科学的体制化而言，科技出版物是另一个重要方面。正如W·迪克在评价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报》创刊的历史意义时所说：“从17世纪开始，定期刊物是报道新发明和传播新理论的主要工具。我甚至说，如果没有定期刊物，现代科学当会以另一种途径和缓慢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科学与技术工作也不会成为如同现在一样的职业。”[2] 在“五四”时期，科技出版物使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传播。仅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在162种报刊中，刊载了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评论、介绍、通讯、科学史和专著等文章共660篇。如果加上科学专刊，如《科学》、《理化杂志》等，“五四”时期发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不下千篇。
科技教育的专门化和职业化，也是科学体制化发展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由于中国社会的巨变，科举制终于走到尽头。京师大学堂(1898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所学制完备的高等学府。戊戌变法期间创办的新式大学还有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20世纪初，外国教会着手在中国设立高等学校，如法国耶稣会在上海设立的震旦大学(1903年)、英美两国在北京合办的协和医学院(1906年)、美国教会在北京设立的燕京大学(1916年)等。“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又相继成立了一些高等院校，如1920年创建的交通大学和旅顺工科大学、1922年创建的满洲医科大学、1925年创建的辅仁大学等等。这些大学和那些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前夜的大学，如巴黎大学(1160年)、牛津大学(1167年)、剑桥大学(1209年)、帕多瓦大学(1222年)等无疑具有比较意义。中国近代科技人才的培养由此开始。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和科学体制化同样重要的是科技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形成。角色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人们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社会上每一种地位都伴以为社会所要求的一套行为模式、义务和声望——这叫角色。以色列社会学家本·戴维把近代欧洲科学家角色的演变过程与近代欧洲科学的体制化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写成了《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这本名著。[4]
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大量出现，是民国建立以后的现象。这些知识分子一般在当时感受过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影响。“五四”以后，不少科技知识分子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为争取科学事业的地位而奔走呼号。事实上，他们怀抱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专业救国的幻想在实践中大都或早或迟破灭了。然而他们所专心致志地从事的实际工作，从长远看却是为国家所需要的。“五四”运动中，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与欧洲启蒙运动有很大的不同。但一批知识分子安于他们的专业，潜心研究，致力于发展现代工业和科学、教育、卫生等等，无疑有助于改变旧中国落后、愚昧的状况。至于他们在长期专业实践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他们所做出的创造发明和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对解放后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更是具有重要意义。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如李四光、华罗庚、竺可祯、童第周、周培源、茅以升等在解放后的贡献，主要是依靠他们在解放前的积累。
科学和民主是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库中学来的主要内容。17世纪，英国科学思想的先驱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指出“人类只有通
过新的科学，才能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a 18世纪，法国民主思想的先驱卢梭发出“人类生来就是自由的，可是处处都在桎梏中”的呼声，提出“天赋人权”思想和“政权应由人民掌握”的理论。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国先进知识分子打出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旧学术、旧宗教、旧文学等各方面展开了
猛烈的进攻。
陈独秀正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出现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1915年他在《新青年》的
第一篇纲领性文章中，就将德、赛两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包括在里面了。他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5] 1919年他在《“新
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对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后人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五四”运动所说的“科
学”多指自然科学，但也包含了运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的意思。另一种认为，“五四”运动所说的“科学”源于自然科学，但主要还是指“科学精神”或“科学思想”，它同我们所说的“科学知识”、“科学研究”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区别。如果我们把“五四”运动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作一对比，就可以发现后一种看法比较符合历史。
1875-1876年恩格斯在评价欧洲文艺复兴时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在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巨人中，有许多大名鼎鼎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就是巨人之一。哥白尼的日心说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神学的统治基础。还有伽利略等许多科学巨匠都因发现科学真理并坚持真理，而和宗教神学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可以这样讲，欧洲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和科学实验以及科学研究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等领域的重大科学发现分不开的，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则直接取决于近代科学和技术所发挥的巨大的生产力功能。
“五四”运动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五四”运动产生了中国近代
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批思想家、革命家，却没有产生同样著名的科学家，更未见科学发挥其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所发挥的那种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巨大作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科学的含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和在欧洲启蒙运动中确有所不同。中国人在“五四”时期对科学有其特定的中国式理解：开始意指“自然科学”，后来引申到社会和思维领域，被作为“正确”或“真理”的代名词。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科学主要是作为“正确”的象征而号召民众信奉革命真理的。与此同时，科学的生产力功能，除了在“科学救国”的呐喊中有所反映外，基本上没有得到释放。
造成这种差别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人们看到国家民族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应该肯定，尽管有一些科技知识分子把科学的实践活动提高到兴国安邦之本的高度，但是科学在当时是救不了国的。只有争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科学在一国之内才具备昌明繁荣的社会条件。其次是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学术重社会而不重自然，因此儒家所说的“格物致知”，仍然是为治国平天下服务的，修身齐家所依赖的是道德实践和道德感受的“知”，而不是从客观自然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五四”运动虽然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在“救亡”的历史背景下，对科学的中国式理解很快将学者的注意力从自然界拉回到社会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五四”启蒙运动中，科学主要不是自身挣脱桎梏而得到迅猛发展，而是和“民主”的口号一样，是作为思想武器向封建的旧体制、旧文化发起猛烈进攻的。恰是由于这一点，“科学”才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科学在本来的意义上，是指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既然科学在“五四”时期并没有导致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后果，因而在革命成功后，科学启蒙就需要“补课”。换句话说，对于中国，科学启蒙是一个百年的主题。一个科技落后的国家是没有资格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的。现在当人们谈论“球籍”的问题时，这意味着我们还面临着“启蒙”的重任。这需要我们加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把对科学的器重变为生产力范畴的“科技兴国”或“科教兴国”战略。
“科教兴国”的提出在中国不是没有根据的，这就是近代三起三落的“科学救国”的主张。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提出“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魏源提出要“师夷长
技以制夷”，这是近代中国“科学救国”的第一声涛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又一次惨遭失败。面临“强敌”，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洋务派，由于他们处于执政掌权的地位，“科学救国”从口号、设想转入了具体实施阶段。但洋务派死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不放，把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严格限制在“物质”、“技术”层面上，而对封建社会的秩序和纲常名教，不允许进行任何触动和变革。这就使中国科学技术不能得到充分发展，也不可能使中国变强变富。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度掀起“科学救国”的浪潮，许多志士仁人和赴海外留学的学子，目睹异国他乡的科学昌明和技术进步，发出了“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名文物之盛，震铄前古，翔厥来源，受科学之赐为多”的感慨，并大声疾呼“今之时代，非科学竞争，不足以图存”。
“五四”运动把科学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科学技术难以实现产业化，科学精神也难以成为国民的意识。特别是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首要任务，以至“科学救国”最终让位于“革命救国”。
从“科学救国”思潮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救国”是近代中国被迫面临世界挑战的一种选择，“科学救国”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口号到走向实施的过程，也经历了从科技救国转向革命救国的过程。
近代“科学救国”的主张几起几落，终未在中国实现。其历史原因，首先，在旧中国，“科学救国”虽然与当时社会的内外环境和条件严重冲突，没有实现的机会，但其发生发展
过程也孕育了中国第一代科技知识分子和科技实业家。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科学救国论者主要是科技界知识分子，他们一生追求科学事业，赤诚地希望通过发展科学，推动实业，来实现民族振兴，并付诸行动。侯德榜、李四光、詹天佑等都是这批人中的佼佼者。因此，我们不仅不能低估“科学救国”的主张对西学东渐以及自然科学在我国广泛传播的作用，也不能低估它对我国近代科学体制化以及科技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形成的影响。
其次，“五四”运动时期，由于中国人首当其冲面临的问题是“救亡”，因此科学是救不了国的。科学不能救国，这从反面说明，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缺乏一场自然科学革命。如果说科学救国是近代中国面临世界挑战的一种回应，那么科技兴国就是当今中国跨世纪的历史选择。从“救国”到“兴国”，虽一字之差，但内涵殊异。“救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兴国”属于生产力范畴。虽然生产力发展本身并不能自发地选择和决定社会制度，但在革命成功后，包括科学技术进步在内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实际上，只要科技落后的问题没有根本解放，科学启蒙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科学启蒙是一个百年的主题。四
由于科学在“五四”时期没有导致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后果，而革命成功后科技又不能
被越俎代庖。因此，在今天我们的确有必要在科学和技术的意义上继续讨论启蒙问题。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文化启蒙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有可能需要一百年，甚至两百年。
时至今日，我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尚存在着许多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如自然经济的封闭保守观念，不能产生科技发展所需要的竞争意识;重伦理、轻自然的观念，削弱了发展科学所需的驱动力；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使社会缺乏保证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强调共性、忽视个性的文化传统，使大量优秀科技人才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应有发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观念，消磨了人们进取的积极性；特别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极大地阻碍了知识分子的职业分化和参与经济的社会角色的形成。所有这些都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着消极的影响。
排除传统文化中影响科技发展的消极因素，就要继续文化层面上的科学启蒙。在观念文化中营造一个适宜现代科技的文化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一味引进科技而忽视文化环境，不注重文化观念的更新，那么先进科技的引进也是难以成功的。
对传统文化进行取舍和整合，除了包括消除传统文化中不利的因素外，还应该包括发扬和利用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文化观念，采取辩证扬弃的态度。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既有鄙视科技，看不起科技的保守一面，也有注重实用的一面。墨子所谓“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就是这种文化精神的体现。中国传统科学倚重实用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态度和现代科技文化精神有类似之处，值得我们在引进和发展科技时加以注意。我们必须将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部分，在新的层面上加以整合，使之与现代科技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当今世界，“科学”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术语。胡适概括了“五四”运动之后科学开
始受器重的特点:“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这个词就是
‘科学’。”[6] “五四”时期的科学已经隐含了发展经济的思想，不过只有到了今天，科学与经济结合才成为社会兴趣的中心。在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科学启蒙的任务既艰巨又具体，只有完成了科学的社会体制化，实现了科技知识分子参与经济的角色转换，特别重要的是
国民科学素养得到全面提高，我们才能把对科学的器重变为生产力范畴的“科教兴国”战略。只要作为文化变迁的社会主体的人，包括人的思想、观念、素质和人际关系进步了，就能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整合，进而使我国科学技术在21世纪跃居世界先进行列。
注释：
[1] 汤浅光朝：《中国近代科技史(解说与年表)》，载《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4期。
[2] 参见夏禹龙等：《科学学基础》，第197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
[3]《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79年。
[4] 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5]《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卷第1号。
[6]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上海东亚图书馆19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