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外研究现状
可以说，国债从一诞生，经济学家便围绕它展开了讨论，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以下三个：
(1) 正统公债理论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公债是有害的，它和私人负债一样会造成负担在时间上的转移；主张只有在公共支出需求是临时性时才能求助于举债。在50年代及60年代初，重新出现了以弗兰科•莫迪利亚尼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古典”分析的支持。他们认为，公债使消费需求扩张，储蓄减少，利率上升，从而排挤私人投资，减少生产性资本存量，造成负担在代际之间转移。[1]
(2) 凯恩斯学派的公债理论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发行公债可以增加私人财富，扩大总需求，从而提高产出和就业，并不会引起负担转移，因此发行公债是经济萧条时增加需求的有效途径。后凯恩斯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萨缪尔森还认为，公债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回旋余地。
(3) 李嘉图等价定理
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定理是这样表述的:无论政府是以纳税方式还是以举借方式弥补公共支出，其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是无差别的，即公债是中性的。这一观点最初由李嘉图作为一种猜测推出。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利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发展了的理性人假说，支持并发展了李嘉图的观点，认为征税和举债等价，这一观点得到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极力坚持。不管理论如何，国债作为一种财政信用工具，在世界各国己得到普遍运用，并在实践中确立了金边债券在证券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
2.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围绕国债市场发展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适度国债规模问题
自1990年以来，我国国债规模呈跳跃式前行，扩张速度之快是其他宏观经济指标所远不及的。关于规模界限与适度的探讨随之产生，主要有三种观点：(l)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债承购者应债能力和国民经济承受能力来看，我国的国债规模还属于较低水平，国债规模还有进一步扩张的潜力[3]。(2)另一种观点认为，从举债主体的承受能力看，我国国债规模己达到很大规模，形势比较严峻，应给予控制[4]。衡量的指标是财政依存度，即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 (3)第三种观点认为，就我国目前国债规模而言，如果以动态的观点来考察，近期国债发行量不宜再急剧扩大，而远期则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2) 国债发行利率市场化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在当前中国金融市场格局中，国债发行利率己成为整个利率体系先行开放部门，这就决定了国债发行利率必须以其相应二级收益率以及其他由市场决定的利率水平作为参照进行比较和判断，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债发行利率高低不是发行方式的产物，而是另有深层原因：一是国债作为金融商品的竞争能力未能充分显现；二是国债市场资金供给渠道未能有效开拓，致使国债发行利率偏高。[5]
(3) 关于国债市场的监管问题
我国国债市场的监管一直是个薄弱环节，问题较多。有多人士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分析意见，主要集中在四方面：第一，缺乏一个全国统一集中的国债托管结算系统。第二，国债市场监管主体不明，职责范围不清。监管主体是市场监管的核心，而我国的国债到底由谁管理却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导致国债市场谁都管、又谁都不管的棍乱局面。第三，国债市场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立法工作滞后，严重影响国债市场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国债市场的立法工作。[6]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国债相关理论进行了介绍，阐述了国债的涵义以及国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然后，在此基础之上，从法律基础、国债发行市场、国债流通市场以及国债市场的监管机制四个方面对我国国债市场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目前我国国债市场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最后针对如何完善我国的国债市场，以更好的规范我国国债市场的运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在对我国国债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研究时，综合运用了经济学、金融学等多个学科的相关知识，采用了比较分析方法、历史考察与现实透视、规范分析方法及制度分析方法等多种研究方法。
二、 国债市场运行的基础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