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ram Ben-Porath特别考察了家庭规模的大小与财富的关系，他认为在不同的交易：生产，消费，和保险中这两者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总的来说，在生产中这种关系比较直接，而在消费中呈反向关系，在保险中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Pollak的观点是把家庭看作是一个组织，有其自己的结构，特别是把婚姻看作一个“治理结构”。[ Robert A. Pollak: 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to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III (June 1985), pp. 581-608.]因此他对家庭生产和保险的分析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的。他认为，家庭生产的产品有些可以市场化，有些不能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产品提供的就是保险功能。尽管保险可以从市场中获得，但是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没有办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强制的标准。而家庭治理在其经济行为上的的优势表现在激励、监督、利他和忠诚四个方面。
激励来自于家庭成员对家庭资源的所有权，他们对家庭财富享有分享的权利。监督也同样来自缠绕于家庭中的经济和人事关系，当家庭成员是居住在一起或者这个家庭本身是一个扩展型家庭的时候，家庭的信息功能发挥得最淋漓。利他主义则是建立在“爱”、“倾慕”和“抚养”上的，因此可以尽量地限制机会主义的行为。“家族忠诚”是经济学故意训练人们忘却的参数，然而，Pollak认为，“家族忠诚”可以看作是利他主义的结果，或者说它和激励、监督和利他主义同样是家庭保险行为比较特别的特征。
3.2 评价
Becker对家庭经济学的贡献是无庸置疑的，他不仅开创了这一领域，为经济学家打开了广阔的视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依然统治着家庭经济学，我们今天仍然用他所提供的分析工具，依然研究他所提出的问题，并依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对Becker的批评从来都没有间断过。Samuelson在1976年的一篇文章中公开表达了对Becker观点的敌意，至少也是对Becker将正式的微观经济学工具引入生育决策分析的敌意。
女性经济学家Barbara Bergmann对Becker的观点从假设到结论都做了抨击，认为Becker将一切简单化了，忽略了很多重要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她还认为与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的学者一样，Becker对家庭的分析最终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制度的良性以及政府干预的无效甚至有害性，而这一点是十分荒谬的。
当代最著名经济思想史研究者马克·布劳格从方法论的角度批评了Becker，认为Becker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Becker试图把Popper所说的免疫策略减少到最低限度，具体地说，也就是避免一旦理论与观察结果矛盾时作出特殊解释。然而，Becker常常采用特殊假定以便得到可检验的内容的做法，却又与这种决定相背。他举例说，Becker研究认为富人拥有较少但教育良好的孩子，穷人则拥有较多却缺乏教育的孩子。但是，关于生育行为的模型的这个核心结论——在任何时点和所有家庭之间，收入与生育呈负相关关系——不是由模型本身解释的，而是用用来帮助解决初始的最大化问题的似是有理的辅助性假定（如对儿童质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要比对儿童数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得多）来说明的，所以Becker的论证方法是有误的。[ 马克·布劳格（黎明星，陈一民，季勇译）：《经济学方法论》，此类例子尚有许多。
但是，Becker的支持者们并不如此认为。Pollak认为和Barbara Bergmann 相比，Samuelson对Becker的批评较为肤浅，无论Samuelson本身如何认为Easterlin对生育的解释比Becker更有说服力，但是Easterlin并没能够用正式的经济学工具和方法来打动更多经济学家的心。[ Robert A. Pollak: Gary Becker's Contributions to Family and Household Economics, Olin School of Business,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2.9. ]
Pollak本人认为，家庭在多种经济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的解释力与其说是表现在技术上倒不如说是表现在治理上，这是Pollak和becker最大的不同。不同于新家庭经济学单纯地关注于家庭生产，Pollak认识倒了家庭组织和家庭结构的重要性，交易成本的方法将婚姻看作是一个治理结构，强调家庭内的“讨价还价”，并把注意力放在家庭组织在激励、监督、利他主义和“家族忠诚”上的优势和劣势上。同时Pollak也承认了交易成本方法最大的缺憾在于无法提供严密计量调查的分析结构。因此用交易成本的方法分析家庭，必须结合正式的模型。且这些模型必须能够容纳足够的估计。
与Pollak一样，Yoram Ben-Porath也承认了Becker个人行为最大化的假设前提和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但是Yoram Ben-Porath认为贝克尔笼统地将家庭行为视作一种统一的行为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贝克尔本人在阐述婚姻的必要性的同时也将婚姻归结为不同的需要，包括互补性生产的需要，联合性消费的需要，家庭保险的需要和人力资本组合投资的需要。不同的动机的结果是构成了婚姻，因此不同的动机也应该衍生出不同的家庭行为。Yoram Ben-Porath在自己的文档中将生产，消费和保险行为分开讨论的意义就在于此。[ Yoram Ben-Porath: ”Economics and the Family- Match or Mismatch? A Review of Becker’s A Treatise in the Famil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82年3月，pp60]Yoram Ben-Porath还对Becker对从传统家庭到现代家庭的过渡问题中表现出来的忽略进行了批评和讨论。他认为，家庭是一种与市场一样的制度，所以交易从家庭向市场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向有更高效率的制度演进的过程，从而在”The F-connection: Families, and Firm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xchange”完成了他整个分析。
4.中国经济中的家庭
中国的社会从其本质上而言，尽管存在着不同的组织制度，但是家庭的力量却要比其他国家来得强大得多，这是由其传统文化而来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诸多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但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文化传统，仍然在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人际往来、人情世故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之一，也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一。家庭对经济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华人社会的家族企业多于公共公司本身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后，涌现出了大量家族企业，它们成为农村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在浙江、江苏、广东这些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家族企业甚至顶起了经济的半重天。在这种大的转型经济背景下是非常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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