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领域是实现平等教育的前沿，教育界理所当然就成了实现平等教育的“第一当事人”。平等教育说到底，就是教育机会的公平获得、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教育成果（利益）的公平分享。作为平等教育的实现主体之一，教育界通过教育者（教师）、管理者（教育行政人员）和统治机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之间分工合作，公平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宏观方面包括师资、设备、校舍、管理等，微观方面包括课程的设置、教材内容的选择和课堂知识的分配等），使得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切实得到尊重和维护。这样，在消除了人为制造的教育不公平之后，对于那些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恶化而面临辍学者和天资禀赋不利者实行必要的制度倾斜（适度补偿），以免现在潜在的不公平变成将来现实的不公平。从理论上讲，教育在其系统自身内是可以实现教育的公平的，然而正如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都不能自己为其自己的存在提供合法性证明一样，教育也不能证明其能够实现平等教育的合法性，虽然它可以为此作出哪怕是最合理性的解释。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外部的其他社会子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上的大小变化迟早都会在教育系统中有所反映。社会中变化最为剧烈的是生产力，也就是经济生活。经济生活的本质在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经济利益的分配。经济利益反映在教育领域中就是教育利益。教育不公平，就其本质而言，也就是一个教育利益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教育利益受惠者竭力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并设法阻止他者的进入和分享。这些人是教育不公平的获益者，同时也是教育不公平的制造者和辩护者。而对于教育利益受损者来说，就是要求重新分配教育利益，归还原本属于自己的利益份额。但是事实上，教育者的追逐利益和集权管理的教育科层制体系都在某种程度上使教育异化起来，背离了自身的宗旨，反而倒成了实现平等教育的极大障碍。
2.教育市场
教育市场是实现平等教育的又一主体。“教育市场机制绝不是外在引入的，绝不是外在地把某些市场成分引入教育领域，而是教育领域客观产生和存在的。”[6]p109“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市场对教育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7]p105教育市场存在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信息，自动调节教育资源进行合理地优化配置，避免无谓的教育资源闲置或浪费。把教育推向市场（即所谓“教育市场化”或“教育产业化”），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打破教育行业“养尊处优”（“铁饭碗”）和落后低效的局面。长期以来，教育界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套做法：教育官吏高高在上，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而教育人员对上巧于应付，对工作怠惰慵懒不思进取，对受教育者则缺乏民主的意识和尊重的态度。这一切既与教育民主和教育正义的宗旨不符，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究进步和效率不符。在教育市场机制存在的条件下，“原先掌握学校管理权的民主威权将不复存在，转而赋权给学校、家长和学生。根据法律，学校拥有自主权，可以自主管理校内事务，明确工作目标、项目和工作方式、设计组织形式、挑选学生和进行人事决策。在以促进积极参与、正确决策和公平为宗旨的新制度的支持下，学生和家长依法有择校权利。”[8]p236教育者也必须要“改弦更张”、转换态度，以“客户（求教育者）就是上帝”的心态来对待求教育者及家长，不再漠视或无视他们的存在和要求。对于高校而言，“职业的需求和受教育者的需求，是教育的两个‘上帝’的需求，不满足教育‘上帝’需求的教育，注定是要被淘汰的。”[9]p120市场的最大特点，是不断地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人们最为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很多人认为，教育市场化或产业化会使教育沾上铜臭味，从而也变得功利化和庸俗化，最终必将导致教育的本质（培养人）和教育的理想（平等教育）受到扭曲。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教育市场必须要讲教育投入、教育产出和教育绩效（收益），如果只讲投入，不谈收益，那么就连教育自身的生存也成问题，更不用说进一步的发展了。“中国教育法规长期拒绝营利，是因为害怕学校谋求盈余等而导致唯利是图，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导致教育丧失育人的高尚目的……（实际上）盈余并不意味着唯利是图。在确保教育质量和社会效益的条件下，教育追求投入产出效益，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不是贪图钱财而不顾其他。”[10]p170“对于教育而言，盈余等概念绝对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国家和教育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教育不能将自己‘锁’在‘公益性’‘绝对公平性’‘非营利’的盒子里而阻碍社会发展。”[11]P169因而，总的来说，“市场需要有它的地位；但市场也必须被界定在它的必要范围之内……（因为）它限制官僚机构的权力，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自由使其不受国家侵犯。”[12]p155
3.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