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有利于规范财政资金供给范围。按照“社会共同需要”的原则，社会事业区分为公益性、准公益性及经营性。公益性事业单位不具有“排它性”，是经济利益部门不愿意投资的，须由政府兴办；准公益性事业单位兼有一定的“排它性”，政府通过适当资助，促进其逐步过渡为经营性单位；经营性事业的发展趋势是逐步转制为市场经济主体。因此。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应体现对社会事业的重点支出、适当资助及促进改革，以达到规范财政资金供给范围，净化财政支出，进而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与发展。
3、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事业体制转换。目前，我国的社会事业改革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传统体制下的事业模式仍然制约着社会事业的发展，使社会事业体制僵化、机制不活、效率不高、资源分散、部门分割。因此，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通过加大对事业体制转换、产权制度改革、引进国内外资金、组建产业集团等改革资金的投入，促进事业资源优化配置，使公益性事业发展得到有效保障，不断推进准公益性及经营性事业单位体制转换，尽快建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事业制度。
综合以上，农业及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是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具体体现，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要发挥对社会发展的调控作用，在不断加大对农业及社会事业发展投入、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优化社会事业资源配置，提高事业效率，转换事业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事业制度。
二、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加快，财政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尽力筹集资金支持农业、教育、科技、卫生、环保及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为推进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必须看到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总体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农业、教育、科技、卫生、环保及社会保障等支出方面比重偏低，支出结构问题还很突出。
（一）农业支出比重偏低，支出主要用于保“吃饭”
据统计，政府财政在农业支出方面，目前处于绝对数与相对数的矛盾之中，财政用于农业支出数额是建国后的最高点，也是用于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最低点。1952—2003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从9.04亿元上升为1754.45亿元，创了历史新高。但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最高是1962—1965年和1978—80年为12%—13%左右，改革开放以来逐年下降，到2003年下降到7.12%。从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结构看：以2002年数据分析，绝大部分是由地方财政提供和管理的约占89%，一小部分由中央财政提供和管理的约占11%；以2003年数据分析，用于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共占64.68%，用于农村救济费占4.54%，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用于维持机关和困难群体的“吃饭财政”相当于2/3，基本建设支出占1/3，而具有发展潜力的科学技术三项费用只占0.7%。
（二）教育支出财政拨款比重下降，没有达到教育支出法定增长
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经费结构变化很大，1978—2003年期间教育经费从731.5亿元增加约为6137.63亿元，是1978年的8.39倍，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由84.46%下降为66%左右，社会和个人等办学经费比重由15.54%上升为34%，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由62.84%上升为89.2%左右；从我国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DP比重分析：1952年为11.03亿元，占当年GDP的1.62%，1960年比重最高为3.18%，2003年达到3487.68亿元而比重下降为2.97%，其他各年均在2%左右浮动，与国家有关法律要求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4%的水平线还有一定距离；从用于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析：我国1952年为6.41%，最高年份1995年达到15.54%，2003年下降为14.14%，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比较是属于较低水平，如韩国（1997年）为20.5%，泰国（2000年）为22.44%，墨西哥（1999年）为25.54%。
（三）科技投入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
一是我国历史上科技投入占GDP比重最高是1960年为2.32%，以后逐年下降，到1998年为0.69%，2000年为1.07%，到2003年恢复性增长也只有1.31%，与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研究与开发科技经费（R&D）占GDP的1.5%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二是2003年科技经费筹集额为3459.1亿元，比1996年的1289.8亿元增长2.68倍，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6.24%下降为14.03%，从结构上分析，政府资金只占一小部分为24.26%，企业资金占大部分为59.36%，金融机构贷款占7.49%，其他占8.89%；三是科技经费占GDP的比重，我国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又低于发达国家，如：日本（1993年）为3.12%，美国（2000年）为2.68%，德国（1998年）为2.46%，法国（1997年）为2.14%，英国（1999年）为1.85%。
（四）公共卫生投入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2003年“非典”疫情促使我国建立和加强公共卫生事业，我国各级财政建立了136亿元的防治基金，其中，中央财政投入28亿元。公共卫生总费用从1996年2857.2亿元到2003年为6305.93亿元增长了120.7%，其中：政府预算支出为956.39亿元占总费用的15.17%，社会卫生支出为1654.71亿元占总费用的26.24%比1996年增长94.2%，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为4651.22亿元，占总费用的73.76%比1996年增长2倍以上。我国公共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6年为5.89%，2003年为5.38%，比发展中国家高，如印度（2000年）为1.61%，印度尼西亚（1999年）为2.32%，埃及（1997年）为3.31%，墨西哥（1999年）为4.22%；但普遍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2000年）为20.5%，德国（1998年）为18.89%，英国（1999年）为15.41%，法国（1997年）为21.71%。
（五）环境保护投入水平低，环保治理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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