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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诗歌中的爱国爱民之情

论杜甫诗歌中的爱国爱民之情

杜甫是继屈原、曹操、李白后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还流露出他爱国爱民的心态，不惜自我牺牲的民族精神。因此自唐朝以来，他的诗被公认为“诗史”，他本人被尊称为“诗圣”。现就对这位伟大诗人诗歌中的爱国爱民之情谈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一、自古乱世出英雄
杜甫以儒家为主要思想，十分笃信执着。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将爱民与爱国结合在一起。杜甫习惯以儒自称，如：“有儒愁饿死”、“儒冠多误身”，“儒术岂谋身”等。而忠君爱国是儒家的基本思想，杜甫有时确实“愚忠”到“每饭不忘君”的地步，但在多数情况下他是把忠君与爱国爱民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立登要路、致君尧舜的崇高理想，但命途多舛，一生坎坷。杜甫的忠君是有特定内容的，它是与对苍生，对社稷的爱联系在一起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君王是勤政爱民的表率和诗人事业的依托；“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国君成了国强民富的象征；“未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皇帝又是惩恶扬善的英雄；“神灵汉室中兴主，功德汾阳异姓王。”国君又成了中兴的圣主；“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皇帝则为忧国忧民的公仆……由于忠君与爱国、爱民密不可分，就不再空洞，而具有沉重的道德力量。张忠纲在《应该正确评价杜甫的忠君思想》中，对忠君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作者认为：“杜甫的忠君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何况杜甫并非愚忠，他批评皇帝，指斥奸佞，针砭时政得失，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维护祖国统一，充满爱国爱民的热忱，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批判继承的。”
事实上，正是安史之乱造就了“诗圣”杜甫：多舛的人生经历，丰富的生活环境，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二、“诗史”源自生活，生活成就“诗圣”
1、公元712—746年为读书游历期。初露端倪的杜甫四处游历，所写的诗歌带着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望岳》，《房兵曹胡马》等。
2、公元746—755年为困守长安期。
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敏感的诗人开始为祖国的命运忧虑了。《兵车行》描写的穷兵黩武，《丽人行》描写的权贵腐败，《自京赴奉先县永怀五百字》所描写的贫富对立，都可以视为揭示安史之乱爆发的社会原因，作为历史的考证。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一个爱国爱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3、公元755—759年为陷贼与为官期。
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只身逃出长安，投奔凤翔。“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从这些诗句也就可以想见当时的艰险和困苦。这一时期是杜甫与现实和人民结合最紧密的时期。在赴鄜州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和父老乡亲一起逃难，一起流泪，空前的浩劫，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三首》、《北征》、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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